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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商時報即將上線了

亞太進入寡頭時代 台灣必須勇敢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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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本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東道主,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2017年11月11日中午步入會場,在他身後則是三位亞太巨頭,在全場多國領導人的漫長等待下,壓軸步入APEC會場,站定後,開拍合照。這三位巨頭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就在這個展現國家實力、位階和等級的濃厚政治意義場合裏,媒體鏡頭漏掉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一臉焦慮地在場等著「三巨頭」現身期間,不時焦躁地望向川普站立的位置。另一頭,台灣代表宋楚瑜,則無奈地站在已經被安排好的邊陲位置,偶爾會張望一下場內中心。

APEC峰會反映當代權力地貌

2017年的APEC越南峰會,毫不掩飾地反映著當代亞太區域的最新權力地貌,即美、中、俄三國以「三巨頭」之姿,共構這場區域政經年度盛事的主導核心。確認核心的意義包括兩方面,第一,彰顯誰說了算;第二,其他人就算動作再多,別人也看不見。

以安倍現場代表日本向川普投射關愛的眼光為例,彷若一絲冀盼川普能夠瞥以一道情投意合的回眸,那一刻安倍的焦慮與冀盼,恰切地反射出日本的弱勢:被公然排拒在巨頭之列、且又從屬於美國之下,只能以美國人馬首是瞻。

而台灣呢?則地處會場中的邊陲前沿,只能向權力的中心場域投以渴望的目光,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一點都不能怪宋楚瑜,也無須過度消費蔡英文總想在國際場合露面的表現,因為尋找位置,與企求哪怕是一丁點國際能見度的表現,一直是台灣在任何國際、外交場合的行事作為。

當外界的關注重心都在「川習會」後的美中互動時,其實側觀美中兩國以外的國家反應與互動,會更有反襯效果。場邊的日本、東協各國和台灣,誰焦慮、誰寂寞,一目瞭然,都是看點。

中國社會學者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各種遠近親疏所構成的人際格局。此處借用費孝通之「同心圓式」、「差序格局」的概念,APEC越南峰會領袖合照的那一幕,實是無比鮮活的跨界類比。如今的亞太秩序已然不同於冷戰結束後,由美國長年單極獨霸的局面,在美中政經實力消長變化和俄羅斯普丁若干年的強勢領導下,現下的亞太乃至全球,確實隱約存乎差序般的格局樣貌。

二戰後的歷史翻轉:

美中俄成「新三巨頭」

讓我們調轉鏡頭,坐上時光機,回到1943年11月25日上午的埃及開羅,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蔣中正、宋美齡和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排排坐,正在討論著二戰後的世界秩序和中國應享有的地位。當時的日本頹象已現,太平洋戰場戰線退縮,一方面蘇聯威脅著中國東北,牽制日本的關東軍,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國共也正戮力反攻,還在困獸猶鬥的日本,此刻也只能焦灼地等著命運被強權所裁決。開羅會議大概是蔣中正一生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和美、英兩國在國際場合平起平坐,來安排戰後事務並裁決他國命運,但事實上,蔣中正當時心裏非常地清楚,如果沒有二戰時中國在東方戰場的巨大犧牲,以及夫人蔣宋美齡女士的國際公關,中國可能根本就無緣此會。

事實上,中國參與其中的開羅會議在二戰中並不特別重要,而真正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結構的,則是由美、英和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Yalta)舉行的「三巨頭」首腦會議。

至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主席史達林(Joseph Stalin)三人於蘇聯境內克里米亞的雅爾達密會,是繼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後,盟國領袖於二戰期間舉行的第二次最重要會議。雅爾達會議制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形成「雅爾達體系」,對二戰後的世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樣一場決定性的會議,當時的中國卻毫無發言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也根本未受邀請。只因當時英美兩國極力爭取蘇聯對日本宣戰,需要以犧牲中國主權利益作為代價,向蘇聯妥協。雅爾達體系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套被安排的格局。

此刻,二戰後期的局勢已經漸漸清朗,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日本御前會議幾乎每天都在討論雅爾達會議,曾經耀武於東亞的「大日本帝國」惶恐不安地掙扎,等著被大國裁定。而當時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根本沒有任何發言機會。《開羅宣言》就是在這樣形勢下,決定令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可算作對日本的懲罰,也可說英美安撫中國的籌碼。

相較於上世紀,儘管當前世界局勢因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緊密的貿易依存,締造了相當長的和平局面,但對比雅爾達會議與開羅會議,再到此前APEC的越南峰會,國際秩序由強權專擅的場景依舊不變。只是「三巨頭」換人當,支配與被支配的相應位置從來未曾空缺過。

從權力轉移的角度解釋美中俄成為當代版的「三巨頭」,是存在一定道理的。除了現任的這三國領袖都是有別於其前任元首、具有強烈個人領導魅力的特質外,國際間軍事和政經體系的極數變化,更是釀就「巨頭」生成的背景,而美國整體國力的削弱,與中國政經軍事力量的崛起,又成為扭轉秩序的關鍵。

美退中進 單極體系不再

與二戰前後的世界格局相比,當代國際格局最大不同之處,是中國地位的快速竄升。當時的中國是何等軟弱,如前所述,開羅會議的召開完全是列強考慮如何利用中國在遠東戰場的犧牲,以及顧及宋美齡的公關才邀蔣中正與會,二戰前那場最重要、決定世界格局的雅爾達會議,則完全被美國、蘇聯與英國全權宰制,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插不上話、使不上力。

而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她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不僅是區域的,而且是全球的。

相比之下,美國則從二戰結束前後的「救世主」角色不斷地衰落、褪色。例如,綜觀1980年代的國際軍事和政治體系,基本上是美蘇主導的兩極結構;19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新自由主義一派當道,方徹底改變了舊有國際軍政兩極的結構,締造出美國在全球範圍單極獨霸的局面,成為「世界警察」,承擔著穩定國際秩序、提供國際公共服務的角色。

大勢:亞太是美中權力場

在地緣區域的基本格局由存在國的國力決定之外,型塑其中區域邊界和格局的語言則是一門政治藝術。川普本次亞洲行,在首站訪問日本時,對美軍演說提到要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聯袂召開的第四次印日領袖峰會,承諾透過「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確保印度洋與太平洋貿易沒有阻礙,擺明要與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對抗。那麼,「印太區」的說法若化整為零,便是一套對漸漸以中國為區域核心的「亞太區」,極具相當針對性的邊界重擬。

結語:維持現狀不如把握機會

過去一個月,吸引全球目光的區域毋庸置疑在亞洲,國際格局的實力對比,全然在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中真實體現。川普也一展過去經營商業頻道的身手,讓一趟東亞外交巡演,活脫出格成一齣真人的政治實境秀。

然若結合國際格局現勢,又美中實力的此消彼長,這場政治實境秀自然不會只是川普個人的獨角大戲,美中共議、共建國際秩序,儼然已是現在進行式。回顧近月的亞洲,確實熱鬧異常、大事不斷,各方互動效果無法僅僅就單一事件獨立評析;盤整區域大事,中共完成黨的十九大政治安排、川普亞洲五國之行、越南APEC峰會等,皆應串連視之,才得以有個全覽。

國際政治始終服膺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架構,至少在亞太區,實際支撐的根本,已是獨尊美中,「G20是美其名,G2才是實」,由此謂美中關係框架即亞太基本框架,亦不為過。

台灣到今天依舊以「維持現狀」來當作對內與對外的「品質保證」,但是,誠如上述所言,事實上何謂「現狀」?「現狀」這個「模糊」的定義,是隨著國際政軍經情勢不斷地在變動,並沒有「維持五十年、一百年不動」的所謂「現狀」。既然「現狀」宛如地殼裏的地函般不斷緩慢移動,台灣能處於「完全不動、毫無干係」的地位嗎?

1943 年的開羅會議之上,以及在當年英、美、蘇三強鼎立的世界秩序中,台灣並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得到掌握自己前途命運的機會;74年後的今天,新的中、美、俄三強鼎立的多極世界秩序又將成型。從APEC會議中的肢體語言、位置排列、各國不同的焦慮中,機會正逐漸地在產生。台灣是要「以不變應萬變」,還是記取歷史教訓,在這個世界重整的關鍵時刻,抓住自己的主動權,做好選擇,不讓機會稍縱即逝,應是台灣未來緊接著就要面對的抉擇。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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