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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濟研究與普林斯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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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報上發表了一遍題為「我與嶺南大學」的文章。講述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本文的目的是講述我在拿到博士學位以後的經驗。

 1955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我的老師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副院長,推薦我到該學院任教,我馬上便得到該學院的聘書當助理教授。1955年的秋季我在該校開始教課,四年以後,到了1959年,我收到康乃爾大學的聘書當該校的副教授。因為我是康乃爾大學的畢業生,該校是我的母校,我願意接受該校的聘書,回到母校當副教授。當了三年以後,我有一個學期的休假,被IBM的湯瑪斯沃森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邀請到該中心當研究員,我答應前往。到該中心工作不久以後,我覺得工作環境十分滿意,便辭了康乃爾大學副教授的職位到IBM工作。

 我對IBM的工作環境十分滿意,在數年時間發表了好幾篇重要論文。後來得到美國幾所最有名大學的邀請前往當正教授,1970年我決定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當該校的正教授,同時當該校經濟系計量經濟研究專案(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該研究專案由著名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創立與領導多年,在美國十分著名。摩根斯坦在1970年退休,我被請去接任他的職位。從此以後,我留在普林斯頓大學當教授,直到2001年退休。在我退休的那一年,經濟系計量經濟研究專案被命名為鄒至莊計量經濟研究專案(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來表示我對計量經濟學的貢獻。退休以後,我雖然不教研究生的計量經濟學,但還繼續開一門中國經濟的課。

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我覺得十分滿意。在普林斯頓的一個安靜與漂亮的小城居住,我也覺得十分滿意。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期間,我有機會回到中國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工作。工作的經驗,我已在另一篇題為「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的文章發表。

 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一所十分有名的大學,多年被排名為美國大學本科生教育最優秀的大學。關於研究生教育,普林斯頓大學的排名亦甚高,但在一些學科的排名不在頭五名以內。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任教,普大的經濟系在美國的排名甚高。美國有五個最著名的經濟系,包括普林斯頓、哈佛、MIT、芝加哥和史丹福大學的經濟系。

 在普大的經濟系任教,我認識多位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和討論經濟學的各種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的水準甚高,我需要努力準備上研究生的課。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當教授,我需要十分用功做研究,發表重要的經濟學論文才能當研究生的教授,指導研究生寫博士論文,教授們都會受益。因為教授也需要用心思考論文的題目,和研究生討論經濟問題時,教授也需要思考,需要學習,從中得到益處。

 2001年我決定退休。在美國大學任教,沒有退休的年齡,只是到了相當的年齡,一般教授會覺得如果不能做重要的研究工作,沒有得到重要的研究結果,不能當研究生的教授。我在2001年有上述的感覺,因此我決定在當年退休。但是退休以後,我覺得我對中國經濟有相當的認識,所以我決定開一門為本科生上的「中國經濟」(The Chinese Economy)一課。我寫了一本教科書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由美國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該書的中文版 「中國經濟轉型」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我在上「中國經濟」一課用的教科書。

 從1980年開始,我一面在普林斯頓大學當教授,一面常常回中國從事中國經濟學教育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我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已在上面提及。1983年我被中國教育部(當年稱為中國教育委員會)邀請回國講授經濟學,並代教育部邀請兩位其他的美國經濟學家同往。教育部答應提供經費,當時中國貧窮,中國政府經費不足,教育部需要向世界銀行申請經費,但是沒有得到世界銀行的批准。我把我被邀請前往中國講授經濟學的事情告訴普大William Bowen 校長。Bowen 校長馬上決定用學校的經費資助我們三人往中國講授經濟學,我對他慷慨的資助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