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紐約時報》閱讀到一篇很好的文章，那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英語教授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的一篇投書，他慨嘆現在的大學教授除了打成績之外，很少在課堂上質問學生，也很少在課外和他們接觸，已不再有智者、道德標竿、榜樣或靈感啟發者的形象。

　鮑爾萊因表示，現在的大學生對教授作為思考者和導師的角色並不怎麼感興趣。他們選教授的課，完成作業，但進一步的接觸極少。在大學的第一年，有33％學生從未在課堂之外與教授說過話，有42％的學生只是偶爾這樣做。大四的學生中，有25％的學生從來沒和教授說過話，40％的學生偶爾和教授說話。

　可是，鮑爾萊因回想當年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就讀時，可不是這種光景。當時是80年代初，你從成排的教授辦公室門前走過時，必須從在門外排隊等待與教授晤談的英語專業學生間擠過去。學生們知道，教授們也知道，師生長聊的時刻才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

　然而，隨著時代改變，學生的價值感改變，大學為了招生也不得不修改立場。作者指出，從1966年開始追蹤學生情況的美國大學新生調查（American Freshman Survey），有一個問題是問剛入學的新鮮人「認為至關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在1967年，86％的受訪者選擇了「塑造有意義的人生觀」，是選「在經濟上非常富足」的人的兩倍多。如今，尋找人生意義早已比不上賺錢來得重要。選前者的比率跌至45％，而選後者的比率飆升至82％。

　今年2月，鮑爾萊因回去母校，發現在英語系，只有八分之一的教授辦公室門開著，該系1,400名學生中，等著和教授談話的還不到五、六個人。

　作者最後說，當學校更在乎職業而非理念，當薪水比智慧更重要時，教授的角色變了。對於學生，教授只在一個方面堪稱權威：打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