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等多個知名社會、民運團體接連在今年爆發財務不透明，讓國人驚覺，捐獻公益慈善不該是無意義的贈與，公益團體應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未來發展應是兼顧獲利與公益，這個氛圍，也給予各界對於公益創投的公開討論，除了許多支持的行動派，當然有反對的看法。

　熟知創投基金運作的創投經理人，對公益創投多有負面看法。有十多年創投業經驗的創投公會秘書長蘇拾忠就表示，創投基金選擇投資標的有兩大標準：會賺錢、能IPO，只要標的符合條件就會投資，不會是因為有社企「加袍」而有所差異，也有不具名的創投經理人說，「投資社會企業更需要永續經營，不該由以”Exit”（退出）為KPI的創投基金來投資。」

　天使投資基金經理人NICE雖然認同社會企業，但他強調不會投資台灣版的社會企業。他指出，國際定義的社會企業是必須具備很強的獲利能力，獲利同時能顧及人權、社區關係、族群融合、天然環境、社會責任等永續價值，像Google可能就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社會企業，幫助了資訊弱勢者更便利地取得知識與學習機會。

　至於台灣版的社會企業，創投業界認為，多半是無獲利能力的類公益性組織，用很沒效率的方式，試圖解決社會問題，常需依賴政府或民間資助才能獲利或存活。中經合董事總經理朱永光，可說是最早參與社企活動的創投人，他也看出本地社企現在有很多來自政府計畫的資金，有些背離服務公益的初衷，創投業難以理解其商業強項，「何來動念投資呢？」

愛心氾濫 政府適度介入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秘書長楊正秋指出，公益創投現行推動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界定的困難”，因為公益創投同時具有公益色彩，但卻又以投資的回收為運作方式，無法界定公益創投是公益或是營利，會讓主管機關陷入責任歸屬不明的困擾，而公益創投的投資人與NPO捐贈人之間如何釐清權利義務？而獲利回收後轉投資，是否可解釋為涉及變相的盈餘分配？都會是未來法制單位認定上的重大問題。

　實際情況，國人豐沛的愛心無意間造成標榜社會利益的民間團體在近10年來暴增，內政部登記在案的數目就達4萬4千多個；行政院研擬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過程，盤點出的社會企業家數竟也破了千家。這些民間單位在台灣老化生態系中，吸納了龐大、卻晦暗的社會資本，如果一夕之間就讓打著公益創投旗幟的風險資金進入，必定又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

　政府部會適度介入社會企業發展，在台灣有其需求性，也有導引的意義。掌管「公益信託」的衛生福利部，出面鼓勵社會福利慈善財團法人，捐資社會企業，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投資黑暗對話社企公司及資本市場多扶事業，用意即是連結分散在各地的社會公益資源。這種取得授權的公益信託用於社企投資，將能打開社企資金活水的管道。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專門委員蔡宜兼表示，政府部會因具有「公部門的信任力」，能出面協調社企組織的合作、投資，但政府不能介入投資標的的選擇，要政府出資投資更是障礙重重，還是民間的天使資金來做才有彈性，也能讓閒置資金流向民間開拓的投資機會。

公益財源 捐款投資並行

　社企創辦人林崇偉也認為，每每談到「界定」標準，大家的箭頭自然指向政府部會，可是接下來的管理權、考核項目KPI、目標設定等等，肯定又把官員搞的人仰馬翻。他建議三個簡單扼要的方向，其一，以國家主場辨識社企對當代發展意義，其二，修正公益信託資金管理，其三，非營利基金會轉型社企組織，將有機會把昔日慈善捐款透過公益信託，轉化作為社企的早期天使投資資金。

　對於公益創投的成熟化仍有待發展，值得慶幸的是，在本次公益創投專題探討過程，沒有人要求政府提供賦稅優惠，沒有人以商業競爭拒絕加入公益平台，社會公益的重要地位被擺到第一；還時有受訪者主動提及，社企事業不該全面取代社福機構，政府仍需承擔扶弱的社福責任，政府之於公益創投應是助力，不該是主力、更不該是阻力。

　過往以來，諸多事件的教訓，刺激了我們社會的自覺力，民眾開始學習，公益善事應該運作透明、要負責任，更需要有效率。

　在此之時，除了社企及公益組織等第三部門有必要加快管理改革，重新取得社會的信任，從利他主義考量的公益創投，在資金、產業導師與人脈網絡輔佐下，有機會帶動社會團體轉型為新創社會企業，讓捐款與投資雙軌進行，初步確保社企「有飯吃」的基本能力，而未來企業社會責任（CSR）提撥的資金也逐步加入潮流，能為內外大整修的台灣社會，形成正向循環的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