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民進黨，發展經濟從來都是國民黨於歷次大型選舉所熱衷主打的政策路線，同時，「國民黨比民進黨更懂經濟」，也是多數台灣人對於國民黨的一種「印象」。隨著鴻海董事長郭台銘、高雄市長韓國瑜相繼針對2020大選「表態」，他們一個是縱橫全球商場、集全台知名度的企業家，另一個則善於言說庶民經濟，以一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便把民進黨打趴在高雄的政治超新星，郭韓兩人看似都很能說經濟、也能做經濟，但正熾的「韓流」與急旋而上的「台風」，到底誰能把經濟說得動聽之餘，更具備把經濟做好的本事？全民都正睜大眼睛，準備看個仔細。

全台首富vs.政治超新星

自1996年迄今，台灣歷任總統的經濟表現都不甚理想。李登輝時代，台灣仍是吃著自七八十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時期「台灣錢淹腳目」存下的老本；陳水扁時期高喊的「8100、台灣啟動」、「兩兆雙星」並未讓經濟飆升；馬英九時期所提的「633」也未能讓台灣逆風高飛。

又蔡英文主政迄今，儘管帳面上的經濟數據有所提升，股市上萬點的時間還達到史上最長，但台股走高主因是國際景氣復甦，台灣連帶受惠，實際的經濟表現仍然未讓人民「有感」。正因為歷任總統拚經濟都讓人民失望，台灣民眾才會對強調「經濟100分」的「賣菜郎」韓國瑜有支持，對於「成功商人」郭台銘投入選戰會有所期望。

對郭台銘來說，決定投入總統選戰、即便只是國民黨的黨內初選，也勢必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特別是對其而言，商人出身的他，不可能打一場「沒把握的仗」，或至少評估過參選無論如何能帶給他足夠的利益，才會毅然決然下決定。此外，就輿論反應來看，也有不少台灣民眾相信，相較於法律系畢業的總統，郭台銘應更能看出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並開出藥方。郭台銘自言出來參選，就是要讓「政治為經濟服務」，也正好回應了民眾對他的期待。

至於韓國瑜，無論在競選高雄市長期間或日前訪美，都高舉庶民經濟的大旗，希望透過「貨出去，人進來」的方式帶動高雄的經濟發展。幾個月來，韓國瑜在農漁商貿的表現上確實有所表現，但這是局限在高雄一地，與全台灣整體的高度還是有別。

然而，韓國瑜主打的庶民經濟，從去年選舉至今所展現出的接地氣、瞭解普羅大眾心聲的表現，確實讓部分民眾認為，韓國瑜若能更上一層樓，有機會讓台灣經濟復甦。

不過，若因為郭台銘是一個「成功商人」，或因為韓國瑜賣出了幾十貨櫃的農產品與簽了幾個合作備忘錄，就認為他們二位能夠帶動台灣的經濟，這中間或許也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資本家經濟」力道幾何

首先，從郭台銘的角度切入。其「商人性格」以及「利益本位」思考，對台灣烏煙瘴氣已久的政治環境究竟會帶來怎樣的正面影響？抑或反而會讓經濟「病入膏肓」？支持郭台銘者，多認為身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郭台銘毫無疑問能夠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突破近年的困局。

的確，從創立「鴻海」迄今、及其個人與公司的資產統計，毋庸置疑，郭台銘是位成功的企業家，曾多年榮登富比世（Forbes）排行榜台灣「首富」；鴻海以及相關子公司的表現，一直以來也都相當平穩；甚至，郭台銘還收購了搖搖欲墜的日本知名老牌企業夏普（Sharp），並在收購9個月內就讓夏普的虧損減少了9成，使夏普浴火重生。兩者的結合，一方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代工方、另一方則擁有許多液晶專利，郭台銘的出擊確令全球刮目相看。

無論在商場的表現，或是與各國政府的協商能力、特別是中國大陸與美國，郭台銘似乎都具備直達「天聽」的管道，東西兩大強人習近平與川普（Donald Trump）都買郭台銘的帳。毫無疑問，郭台銘是經營的梟雄，亦有人把他喻為台灣繼王永慶後的另一個「經營之神」。其在公司的管理內控、以及執行有效性等表現都相當成功。

以富士康為例，郭台銘治理公司的步驟、方法、目標與實踐性，在內控的維度上確實有其獨到之處；但講到底，郭台銘個人的首富頭銜、以及鴻海全球第一的電子代工廠地位，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完全是兩回事。成功的商人與可以領導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全然不同的。「生意人」跟「政治人物」無法相提並論，當郭台銘還在當「老闆」時，可以與坐在台下的股東互嗆，因為公司是「他的」，他高高在上。講得偏激點，郭老闆想做什麼就可做什麼。但當政治人物、乃至於成為民主體制中的民選總統，郭台銘就不能再「我行我素」了。

商場上的霸氣、經營嗅覺的敏銳、能看到別人沒能看到的契機，是郭台銘成為成功企業人士的條件；而成功的經營策略與管理公司的方式，更是鴻海集團與員工能夠遍佈全球的關鍵。但若認為商場的成功，能夠複製到政治場域，則要打上問號。

延續上述討論，作為領導人，除了必須具備全球視野與格局、並且對區域經濟有可行的計劃外，在經濟成果的分配上，也要能夠建構出一個公平分配的社會，利益能讓民眾「雨露均霑」，而非身為企業家或是一個經濟人只是簡單地追求個人與公司的利潤。就一國或經濟體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經濟成長和GDP數字，還有分配結構、人民感受等維度。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華人社會，後者甚至比前者更為重要。

然而，自李登輝以降，也包括李登輝在內，過去的改革初衷終究被政黨惡鬥、藍綠互槓、兩岸扞格所掩蓋。改革原是好事，但如今都變成清算敵對勢力與政黨利益的工具，這也是2018年九合一大選民進黨遭遇空前挫敗的主因。所以，李登輝和「三個台大法律系畢業生」無法做到的，商人出身的郭台銘可以嗎？目前來看，仍存在許多質疑。

郭台銘也曾表示「台灣參加區域經濟合作的鑰匙就是在北京」。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對台灣來說，如果兩岸關係陷入僵持，就不會有任何一個經濟組織會冒得罪北京的風險，為台灣打開大門，說「鑰匙」掌握在北京手裏，並不為過。但郭台銘也必須瞭解，台灣社會瀰漫著對大陸的不信任情緒，這種情緒很容易被鼓動起來，為他扣上「親中賣台」的帽子。當然更重要的，是台灣必須有自己的經濟戰略、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推動產業升級，只想著依靠外部，很難扭轉台灣經濟的困境。

「庶民經濟牌」能打多久

另一方面，觀察韓國瑜從九合一地方選舉迄今的表現，絕大多數人或許也都會認為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大家更在意的是，選舉過程中，韓國瑜高舉的「政治0分、經濟100分」大旗，將會如何呈現？

就任高雄市長後，韓國瑜一趟「星馬行」與一趟「港、澳、深、廈行」就為高雄市拿到了逾50億元新台幣的訂單。姑且不論這些訂單「孰多孰寡」，但至少韓國瑜展現出的態度，確實是讓民眾確認其不但有決心、也有能力實現「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政見。相較於傳統政治人物選前政見支票開得滿滿，選後常常用各種理由搪塞，韓國瑜的確讓人感覺「不同」。

然而，也就是韓國瑜多將重點擺在農漁貿的經貿交流，以及帶動的夜市、商圈經濟，讓台北市長柯文哲諷刺說，台北市要發展的是長遠經濟，而不是「攤販經濟」。當然，韓國瑜對此也表示，他會用「庶民經濟」來形容在高雄所推動的經濟改革。韓國瑜認為，就是因為庶民經濟蕭條太久，才更需要先拉起來。與此同時，韓國瑜也強調未來高雄市會對投資者盡可能提供協助，因為「產業經濟才是高雄將來的重中之重」。

這樣一套強調「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韓國瑜經濟學」，重點在於展現排除政治干擾、專心拚經濟的決心，與利用大陸市場行銷高雄農產品和爭取觀光客的方針，因此韓國瑜更早早表示其認同「九二共識」，並不只一次說出「九二共識」是兩岸交流的「定海神針」。就任高雄市長後，憑藉著上述的論調，韓國瑜確實打開了高雄與大陸部分省市、香港、澳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的交流大門，也帶動了高雄本地農漁業的發展。

可以這麼說，「接地氣」、實際「讓基層受惠」、「讓民眾有感」是韓國瑜經濟政策最明顯、也讓民眾體會到的特質。韓國瑜就任後，高雄市每個月都有觀光代言人協助帶動觀光人潮；在地的夜市、美食、旅遊景點也透過包括韓國瑜個人的引介帶來人潮與商機，許多商販從韓國瑜競選時就開始跟著他跑，「哪裏有韓國瑜，哪裏就有錢」是這些小販們最深刻的體會。

然而，只靠這些所謂的「庶民經濟」，能夠真正扭轉台灣長期以來重北輕南的趨勢，讓高雄乃至於整個南部地區重新成為整個台灣經濟發展的重鎮嗎？雖然韓國瑜也曾表示對產業經濟的重視，但其上任迄今不過數月，似乎還沉浸在勝選的歡愉與「庶民經濟」展現的初步成果，如何實際改變高雄的產業困境、或是讓高雄港找回過去世界排名第三的榮景、招商引資等項目，都還未能看到成效。

當然，對韓國瑜抱持正面態度的意見或許會認為，就是因為時間太短，所以無法要求韓國瑜得面面俱到，發展經濟也要一步一步來，不能追求「速成」。然而，韓國瑜也應該認知到，當其發表五點聲明，將自己納入2020年總統大選的那一刻時，對高雄的承諾就會轉變為對全台灣的承諾。

對全台灣的承諾，就不單單僅能靠賣水果、賣農漁貨，而能安然度過，韓國瑜要當台灣的總統，就不能總是依賴簽訂合作備忘錄（MOU）或賣水果，靠這樣的方式坐穩總統寶座。對台灣來說，庶民經濟固然重要，政府必須讓人民吃飽肚子，但真的想要「台灣有錢」，台灣人「發大財」，在國際產業鏈上保有台灣的優勢，就必須有通盤的經濟戰略規劃，不僅要讓台灣融入區域經濟進程，還要不斷用各種政策工具調整和完善產業結構。

再加上，由於其過去是參選高雄市長，屬於地方層級事務，因此與中國大陸的交流較不被設限；一旦日後真有那麼一天投入總統大選，不但民眾要的不一樣，中國大陸要的，也絕對不是像現在這樣。韓國瑜的「庶民經濟」牌還能打多久，就產生了疑問。

台灣社會「反建制」浪潮的影響

近年來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氛圍，甚至包括「反菁英」、「接地氣」等都是全球性的「流行」。因此，包裝再怎麼完整、或是長篇大論「教學式」的論述，在當今台灣社會中完全無法抵擋幾句一聽就懂的「俏皮話」，從台北市長柯文哲、到當今人氣爆棚的韓國瑜，都是明顯的例子。

事實上，「反建制」之所以出現，就是欲反對已建立、根深柢固的制度與秩序。在這樣的基礎上，民眾希望改變現有制度，因為社會的不公不義是由現有的制度造成，因此完全無法指望既存制度、以及傳統的、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願意進行改變。如此一來，社會就需要全新風格的領導者。這些新崛起的政治人物必須要能夠敲碎既有的窠臼、跨越既存的政治制度、打破現有的權力機制，使用不一樣的手段改變體制，進而實現民眾所盼望的社會公義。

從對傳統台灣政治菁英的定義，巨賈出身的郭台銘和「賣菜郎」出身的韓國瑜都可以歸入「非典型政治人物」之列。

不像傳統政治人物長篇大論、教科書式的政策內容，韓國瑜淺顯易懂的語言、郭台銘霸氣十足的宣言，確實帶給台灣民眾不一樣的感受。但問題在於，台灣政治就像一個大醬缸，一旦進入政治場域，在這個大醬缸薰染下，他們還能保留多少「非典型」成分？更具挑戰的還在於，不管韓國瑜還是郭台銘，隨著他們進入建制，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就立刻又成了「反建制」的對象，他們屆時如何和外部反建制力量進行溝通，並保持自身對建制的批判性？

在台灣歷史上，有太多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曾經像明星一樣承載著人民的期待、在民眾的歡呼聲中進入政壇，他們當初的聲浪甚至比韓國瑜和郭台銘更勁更健，最後卻是要嘛在政壇迷失方向，要嘛光環散盡成為老賊，或是碌碌無為最後一事無成。近20年來，台灣就是這樣走過一個又一個輪迴，民心燃起希望然後又失望，陷入了經濟停滯和政治撕裂的泥潭，從昔日的亞洲「四小龍」之首落到車尾。

或許有朝一日，郭台銘真的有機會如同美國總統川普一樣，「商而優則仕」；而韓國瑜，也真有可能從一個被民進黨驅逐的「賣菜郎」逆襲，在攻陷高雄後又登上總統大位。然而，無論誰出線代表國民黨競選、甚至成為總統，將面臨的挑戰都絕不輕鬆，這是韓、郭二人從今天開始就必須審慎思考的課題。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