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人才外流及僵固的勞工法規，是當前台灣人力問題的三大挑戰。如何因應是須要大家共同關心、共同面對。

　首先就生育問題來說，目前台灣的生育率約0.9％是過低太多，馬總統也早說過，「這已是國安問題的層次了」，然，反觀大陸在政策上已正式開放二胎化了，我們這，在生孩子的這件事上，現今仍拿不出一個像樣、有效的對策。

　再者，就人才外流這件事來說，我們對策仍是表面的，我們也一直沒有真心而誠實地去面對我們國內的困境，以大格局、大決心的方式來積極處理。我必須坦白地說，上述兩個重要核心問題的處理上，勞動部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就生育問題而言，勞動部或可不負責任地說，那是內政部的事，與他是一點關聯性都沒有，但這是不對的，台灣就是在各部會間的推諉中而落至一事無成。內政部所能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相對的，勞動部掌控的「就安」及「就保」基金，每年加總會有逾台幣4百億元的進帳，這麼大額的錢，多只用在表面辦園遊會、補助團體、國際交流等活動上，對「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如托育問題的改善上，是師出有名可以全力支持的，但勞動部一直自我設限：生育問題雖是國家大事，但那是其他部會的事，與勞動部無關。

　由國發會長期的民調顯示，國人認為最有效鼓勵生育的方法為：「政府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受肯定的比率最高，達74.3％；其次則是「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比率亦高達71.8％。而勞動部常把重點放在「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然數年來，早已證明這是行不通的，這是因為台灣的企業多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的內部空間有限，所以成果有限，為此，勞動部就可以以此為藉口而卻步不前，殊不知，真正該部對可放資源，可以真正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的「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卻視而不見。其實，不論是「企業內」或是「公設托兒所」，台灣的婦女勞工最需要的，就是幫她們解決小孩子的托育問題，如此，才能讓更多的年輕勞動夫婦們願生、敢生，為此，勞動部是否願幫國內婦女的忙，以友善她們（廣義）的職場工作環境呢？

　台灣幼托兒園的教育，長期以來是以民辦為主，而法令上，也不禁止他們不可營利，因此，長久下來，就變成一個個營利的機構，在競相逐利的情形下，在「不可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魔咒下，各種花招百出，而讓托兒的費用支出節節高升，成了年輕家長們不可承擔之重，如此一來，也直接及間接地造成年輕夫婦不願生、不敢生的現象，頗有「殺雞取卵」之勢。若參考德國的幼教可知，在德國，她在憲法裡就明定，不允許幼兒園教小孩讀書寫字的，而這個行之多年的法律絲毫不影響德國在全世界的競爭力。爾今，若政府要辦公托，以破解目前的困境，就立刻受到私立幼兒園的反對，其結果，就是請託立委在立法院刪去大部分政府辦公托的預算，而讓公托制度寸步難行。

　如何打破目前的困局？在近日「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謹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參。

　其一，由勞動部的「就安」或「就保」基金，擴大補助「勞工」公托或公辦民營的育兒所，使每個家庭對單一幼兒自付托兒費用不超過5千元，生兩個者或以上者，每月的公托費總開支以1萬元為限。（另生3個小孩者，可開放申請外勞，如此一來，也沒有什麼政府支出上的負擔）。

　其二，擴大公私協力幼兒園，在民國107年時，能完成200所，民國110年時完成500所，同時改善幼教及教保人員的工作條件及薪資待遇，以期根本解決平價優質的幼兒園供給問題，讓家長放心。

　其三，（勿以善小而不為），公托保姆可採兩班制，故其公托的下班時間可延至晚上7點，以幫助職場婦女兼顧工作與托兒。

　上述建議，是須要政府全力的支持，它包括：行政及立法、中央及地方，以及跨部會間的合作，才有可能實踐，套句經國先生的話：「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