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諾貝爾經濟獎頒給三位經濟學家，表彰他們對「資產價格的實證分析」。其中普林斯頓的 Robert Shiller 教授在80年代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股價的震盪幅度遠高於股利，股價（或其他資產）與其利得之比例，高時往低盪、低時往高擺」。

　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都是類似如此的簡單漂亮，後見之明常以為微不足道，但非因偉大的發現者揭示簡單的現象原則，後繼者仍在迷霧之中。

　席氏在上個十年提出更有趣的看法：投資者對資產評估的「動物性」，經典著作題為「人性心理學如何驅動經濟，這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性」（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由於心理行為難以測量，經濟學家一般予以忽視，然而席氏發現，將「動物性」納入考量，可以解答許多難解的經濟分析問題。

　事實上，凱因斯首先使用「動物性」來描述為何古典經濟學派假設經濟行為、純粹基於理性之不足。席氏認為「信心」是了解經濟行為最重要的「動物性」，席氏斷言，經濟的上昇週期，可以由信心上漲解釋，但信心高漲將導致投資者作出草率的決定，鼓勵貪腐。同時經濟收益和「動物性」之間有一個回饋機制，可以解釋上下擺動的幅度，終將導致恐慌和信心蒸發，造成衰退，經濟危機由此而來。

　在具有創新技術，潛在收益超高，且基本面強勁的生技創新產業，「動物性」，更極為明顯，也因此造成市場的動盪，甚至產業的危機，遠遠大於創新性較低的藥物、獲利成長也相對較低的製藥產業。而且「動物性」非常符合生技創新產業有價證券之大幅擺盪「追高殺低」現象；對價格的評估，若非信心過高，就是過低，很少有中道合理的時候。

　筆者觀察不同的產業，顯示出不同的信心週期，和不同的「動物性」的回饋強度。以美國生技業為例，週期在3～4年之間，較房地產的18年短多了。更嚴重的是，台灣的生技創新產業由於公司的數目少，公司產品線單薄，震盪尤其劇烈，週期縮短到1～2年。不利於投資者，也不利於產業經營，在生技創新產業成熟之前，難免有長期的陣痛。

　為了避免生技創新產業陷入困境，估值之客觀化、合理化非常重要。新藥研發時，本益比為負值，人命關天，一旦成功，本益比頓為天文數字。以精神科藥物為例，一顆最成功的抗精神病新藥可貢獻台灣GDP 1.5％ ，一顆暢銷新藥貢獻約0.2％。這種天文數字足以令任何王公貴族、市井小民一無例外的心動，因此更需要理性的估值，減少破壞性的振幅。

　根據「Beyond Border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2015」BEYG No. FN0206 分析報告，歐美加澳一共有144 家生技新藥公司市值超過5億美金，26家生技公司市值超過10億美金，美國生技產業在2014年募集了451億美金，台灣有兩家市值超過10億，三家生技公司市值超過5億美金，在合理的範圍。

　目前最合理被接受的生技新藥估值法為:對新藥以比較法訂出將來價值後，以風險調整後淨現值 （Risk—Adjusted Net Present Value），估計現值。此方法除了計入新藥研發之費用，並以時間，風險列入評價，折扣到現值。即便如此，最後之價格乃決定在商業談判，無論是授權，併購或藥物訂價，仍然有上下倍數的不同空間。

　台灣生技創新產業面臨的課題除了高度擺盪的「動物性」投資環境，還有產業特殊的高技術門檻、資金門檻、國際化門檻。而且目前並無足夠的資金及忠誠投資者的支持，無論生技業投資者及經營者都遇到估值過高泡沫化，估值過低資金募集困難、對研發、併購、授權不利，估值在高點、低點都一樣的高風險。

　另外重要的還有設計、執行臨床實驗，熟悉法規的國際化門檻。在尚未摸索出合理的估值模式，經營模式前，台灣的生技創新公司還是必須回到基本的科技面、豐富產品線，降低單一品項、單一事件進度未如樂觀預期、或失敗之衝擊，換句話說，生技公司應視單一產品的失敗為幾乎當然，發展出產品線的技術平台、提高產品線整體成功的機會。

　在資金募集方面，雖然可能在台灣募集到資金，也應該及早尋求境外資金，甚至考慮在歐美 IPO。以歐洲生技公司為例，2014年有19家在歐洲、12家到美國NASDAQ上市。類似於美國投資者，台灣較以產品為導向，歐洲傾向以技術平台為核心，可為參考。畢竟成功的知識經濟沒有國界，只有國際分工，聚集知識、資本、精英，才有機會邁向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