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近期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公開「巴拿馬文件」的影響，各界對於建置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氛圍，讓朝野政黨與政府相關單位對於「防杜避稅」的《反避稅條款》，又重新燃起了一股期待與希望。對於此股可用民氣來達到「反避稅」法條增訂之目標，確實是一個相當好的時機；但政府若沒有妥善的規劃，後續將可能產生一連串的經濟與社會效應，甚至將導致「立意良善」的稅改，最後卻落得失敗收場的結果。

　回顧台灣近年租稅改革最為人所詬病的一個例子，就是立法院於2012年7月25日三讀通過、2013年順利復徵，卻又在2016年1月1日起針對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的《證券交易所得稅》。這項建構公平正義的稅改運動，在2012年馬英九總統當選後，由財政部的劉憶如前部長與張盛和部長接力推出，當時的臺灣瀰漫著一股追求公平正義的氛圍，政府推出的這項稅改胸有成竹地期待獲得社會大眾肯定；但是，接近四年的政治運作，最後結果卻猶如黃粱一夢，不僅無法達到當初原先設定的改革目標，甚至導致國家資源的嚴重浪費。

　根據報載公開資訊觀測站的資料顯示，2015年上市櫃及公開發行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期末投資餘額已超過10兆元，台灣企業認列海外子公司收益高達3,737億元；如果這些資金沒有依法匯回國內，目前政府很難真正課到稅，對於其他依法納稅的公司來說，相對造成不公平的現象產生。若依據楊葉承老師發現「企業海外獲利匯回台灣母公司的平均比率僅8.78％」的研究結果推估，目前僅匯回約328億元，假設其餘高達近3,400億元的海外獲利也都能匯回台灣並適用17％營所稅率，預期最多將可貢獻國庫稅收將近580億元的水準；此外，若保守假設我國中小企業的海外收益為公開發行公司的一半（即1,868億元），中小企業最多也將貢獻國庫將近300億元。

　這也是為什麼現階段財政部及訴求租稅公平正義的學者專家，急欲把此種嚴重侵蝕我國稅基的漏洞補起來，畢竟大家期待的是能夠提高稅收、強化租稅公平正義社會的「反避稅條款」，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對於臺灣企業來說卻可能帶來短期影響，包括：(1)企業可能因持續投資而無實際盈餘分派，卻面臨須提早在盈餘發生年度即繳稅的資金壓力，導致短期出現縮減投資。(2)而部分中小企業也將因避免公司帳簿公開而須面對稅務單位監督，進而影響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全發展；部分F股企業則將被視為臺灣公司而需依法納稅，導致回台上市的動機與意願降低。

　另一方面，政府若無完善的配套措施將可能會面臨以下幾項難題，包括：(1)受控外國公司如何認定？又如為證明該海外公司之實質營運場所非在境內？亦即實務對CFC和PEM之認定有技術難處，若無良好機制設計及標準，很可能產生重複課稅問題，對跨國企業及上市櫃公司將大幅增加企業之營業成本，進而導致投資營運產生衝擊。(2)截至2016年3月底止，台灣簽訂全面性租稅協定（加拿大預計將於2017年生效）的國家僅有30個，並無和其他國家或租稅天堂簽署租稅協議及資訊交換協定；政府將來如果要進行海外稅務查緝，執行面可能將遭遇困難。(3)增訂條文假使通過，相關作業細則亦是評估衝擊的重點，如課稅範圍、避免重複課稅方式、免除條款…等；因為如何界定避稅行為的不法性，不僅可能會讓稅局單位及第一線稅務人員徒增困擾，也會增加政府的稽征成本與企業的順從成本。

　對於政府來說，如果以為只要增訂出「反避稅條款」就能一勞永逸，只是急於運用「激情」做出改革而沒有提出完善整套規劃的話，那很可能會步上2012年復徵、卻又在2016年停徵的證券交易所得稅之失敗後塵。因此，筆者呼籲，不論是新舊政府具有政治智慧與深思熟慮的官員們，應該謹慎考量、參考國外法制經驗、提出完善配套措施，以建構台灣與國際接軌之「反避稅條款」健全環境，才是現階段面對「反避稅條款」的完整解決之道；切勿因外界壓力而倉促審議與立法，才是國家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