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後一天的凌晨三點，我身處於瑞銀交易部（經濟學家凌晨三點會在哪裡？）。每名同事的反應，與朋友在社交媒體上的反應差不多相同：「不知道是誰投脫歐一票？」這種困惑的心態，從銀行交易室延漫到全世界，包括歐美政經氛圍都出現相似的趨勢，更重要的是，這個趨勢給金融市場帶來挑戰。

　對英國來說，脫歐公投前的賭盤是一個警訊。下注的賭博金額部份，「留歐」的占比較大，反映了民眾「留歐」的態度，但就下注的數量來看，則是「脫歐」派居上。民主的決定，並不是用1英鎊作為1票，而是1人1票。賭盤反映了財閥政治的結果，與民主結果大相逕庭。

　經濟發展近20年來，社會上產生了一個「落後」的群體。這群體有一些共同特徵：低技術、年長、且住居在郊區。在美國，一般高中肄業生較難獲得貸款，這個族群的名目收入，現在比2010年更低，（若加計通貨膨脹，影響會更為惡化）。同時，與2010年相比，現在的高中肄業生不太可能擁有房子，不太可能擁有汽車，大部份的收入要花費在居家餐飲的食物及房屋上。

　在統計上，一般的美國大學畢業生，現在則比以往擁有更高的含稅收入；隨著美國自有住房比率的走跌，大學畢業生現在不太可能擁有房子，但差不多每位大學畢業生均能有自用車或租賃汽車。大學畢業生於房屋上的花費較少，上餐廳享宴的花費較多。 這般的族群差異，在城市和郊區上也可以看到。居住在城市的美國人，現在的收入打破歷史紀錄；郊區居民的收入雖然比2010年高，但平均高標水位已下降。過去的投票傾向、現在的美國選舉調查中，經常出現城市和郊區十分明顯的差異。現實上，美國並不存在「紅（共和黨）州」及「藍（民主黨）州」，而是有城市與郊區的落差。

　這些狀況，不是美國才有的現象，其他國家也肯定在發生，只因美國有清楚的數據，會把真實情況突顯出來。歐元區當中，擁有大學學歷的消費者對於經濟及消費信心，高過於只有受過基礎教育的消費者，大部份的歐洲大學畢業生現在正在進行大採購，因為他們有此能力。

　全球金融市場的成員，諸如交易員、基金經理、投資者甚至經濟學家，都不符合「落後群體」的條件。金融市場參與者均受過高等教育、居於城市，扮演20年來經濟發展的贏家。

　標準範例的外匯交易員，不太可能擁有典型川普支持者的特點，或典型馬琳‧雷朋（Marine Le Pen, 法國民族陣線主席）支持者的特點。

　人們往往與背景相似的朋友交往。如果某人不具落後群體的特色、不屬於某個落後群體，那麼他就不會與落後群體其他人往來。金融市場參與者的政治觀點，必然會受到屬於他們社交圈的共同觀點相互影響。這是多麼地風險啊！市場真的低估了民粹主義對現狀造成的挑戰。

　美國總統大選後一天的凌晨三點，我可能不會再身處於瑞銀交易部了。儘管美國社會上的民粹主義仍普遍屬少數，卻已在大多數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大家要記得，市場並非由民主產生，惟，民主隱含了令投資人感到意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