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近日社論提及，依據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四項指標，包括：受僱人員報酬占GDP之比重從2008年的46.3％下降至2015年的43.9％，落在歷年最低水準；非典型、臨時性就業人口從2008年的65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80萬人，創下歷年新高；低所得家庭通膨率因支出最大宗的食物價格不斷高漲，而持續5年超過高所得家庭通膨率；薪資中位數占平均數之比重再創新低，受薪階級朝向低薪集中情形日益擴大等研判，未來民怨恐將再起。

　上述四項指標加以解讀可以發現，其問題核心在於，薪資停滯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不但企業主與受僱者之間的擴大，而且受僱者之間也在呈現逐年擴大。儘管許多學者專家認為，此一原因乃是近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趨緩，導致薪資成長呈現停滯現象；其實不然，從2001年至2015年來看，15年期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3.67％。

　究竟目前台灣社會結構是否呈現日裔美籍學者大前研一在其《M型社會》一書中所指出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暈染之下，因高低所得階層同時增加，而使得長期以來中產階層逐漸消失？亦即國內所得分配狀況是否朝向高低兩極惡化，已形塑為所謂「M型社會」？一直是最近十年以來頗為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的論述議題，或者為新聞媒體報導之素材焦點。

　事實而言，1990年代末期之後，由於國內經濟型態的變化、產業結構之調整，使得受僱人員薪資報酬因職能競爭條件不同而逐漸擴大，加上租稅制度的過度扭曲、社福體系之不夠完善，導致所得分配不均日益嚴重。此一期間，雖政府透過社會安全體系和社會福利政策，縮小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但卻也同時逐漸提高中產階層以下弱勢階層對就業不平等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感。此種在心理層面上所累積的恐懼，其所影響的層面，並非單純僅是對社會結構的信任風險，而是對政府治理之信心危機。

　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在金融秩序重組的同時，歐美部分國家選擇量化寬鬆、製造更多資本紓困作為解決方案，造成財富再度朝向少數資本家族集中。在此一過程中所得分配惡化所延伸之社會風險，並非平均分佈於社會各個階層中，通常愈是弱勢階層族群，愈是容易遭受社會風險衝擊。

　此乃這些弱勢階層所面對的環境，除必須處理國家制度改革所延伸的社會結構衝擊外，同時也得因應經濟型態變化所引發之經濟貧窮威脅。亦即上述環境急劇變化所呈現的差距，使得所得弱勢階層將淪為因遭受國家制度改革與經濟型態變化，而造成勞動市場萎縮或就業機會缺乏雙重排除之宿命。

　換句話說，目前國內有如「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所呈現的社會極化現象，其所傳達的「機會不均」，將限制所得弱勢階層個人生命歷程的發展空間與自我實現。亦即目前台灣並無置身於這種機會不均的趨勢之外，比較其他國家甚至可能更加嚴重，如何扭轉這種所得分配不均所延伸的分化趨勢，已成為政府責無旁貸之任務。

　不可否認，台灣所面對的環境有如70年之前，全球陷入經濟蕭條和二次大戰，情勢相當嚴峻，包括：失業率的偏高、無薪假的濫用、就業型態的彈性化、薪資結構的懸殊性等問題油然而生，是危機同時是轉機。因此，我們需要透過國家力量介入，利用生產性與競爭性社會政策保障，達到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兼具，提供充分就業機會，藉以解決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坦然言之，政府角色的目標在於，維持可長可久的公共秩序。其中的關鍵是，除有效建立市場交換規則外，能夠縮小所得分配不均。亦即若貧富差距擴大，則國家將面對一個失序、生產低落、經濟成長停滯的社會，隨之而來的是國家治理信心危機。因此，國家如何透過制度的訂定與政策之落實，消弭社會各界所關心的所得分配不均，以解決弱勢階層的不安全感及不平等感，此一挑戰絕對是政府治理基礎不能忽略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