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抑或求均，何者優先？

2/26工商時報社論「從昔日蔡主席十問實質薪資倒退16年談起」，讀來不禁感嘆！綜觀當前經濟情勢，成長停滯、薪資倒退、青年失業率不降反升，看不到「明天會更好」的希望！但仍有藏身在研究室廟堂之上，不願走到民間瞭解人民疾苦的學者高官，高舉著唐吉訶德式的虛幻「公平」大刀，力倡調高所得稅率，即有可能砍傷社會財富，釀成「均貧」的困境！

　在農業社會，即存在著貧富不均的問題。生產工具是土地，「有土斯有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到了工業社會，生產工具是機器，為資本家所掌握，剝削勞工以圖謀最大利潤，釀成勞資雙方衝突對立。

　為了解決分配問題，基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念，信仰馬列主義的蘇聯，實施「集體農場」，中國大陸進一步推行「人民公社」。但「各取所需」易，「各盡所能」難，其結果是：生產停滯，民不聊生，最後都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唾棄了共產制度，中國大陸也走向市場經濟。在鄧小平主導「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政策下，在短短30個年頭，已讓中國大陸登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貧富差距日趨嚴重，但廣大人民已經從「脫貧」、「溫飽」邁向「小康」社會，甚至一年度出國旅遊人數已居世界之冠。

　重分配靠租稅，那是騙人的

　也為了解決分配問題，在1960年代，西方工業國無不採取高度累進稅制。從各國實證經驗，累進稅率的課徵，既無法有效達成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稅負又多落在容易稽徵的薪資所得者身上，並且帶來了稅制的繁複、免稅的漏洞與逃稅的誘因，從而引發「地下經濟」的猖獗與蔓延。1986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租稅改革方案，將個人所得稅從11％到50％的15個累進稅率，修改為15％與28％兩級稅率；公司稅最高稅率亦從46％降低為34％。同時，大幅度提高個人免稅額，藉使貧窮水平線下的低所得者，均可免除所得稅負擔；也削減免稅條款300多項，將70餘年的累進稅制扁平化。

　最近10年，無線通訊及高科技的日新月異，加上「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推波助瀾，將靠勞力謀生的中產階級淪入新貧族。法國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適時提供對富人及資本重稅的理論基礎。主張社會主義的法國總統歐蘭德即於2012年9月宣布課徵75％的超高富人稅，隨即引發超高所得的影歌巨星及大企業紛紛設籍國外。這項大失民心又未見稅收績效的富人稅，實施僅2年又4個月，即戛然而止。

　1971年，哈佛大學教授饒約翰（John Rawls）在《公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書中指出：「每一個人都應擁有天賦同一數額的基本權益，社會與經濟的不公平，應經由最低所得階層福祉的極大化來調整，並確保機會均等。倘若財富係來自於辛勤工作，以及高效率與承擔風險所獲取，則高度累進稅制即是對成功者的懲罰，從增進社會福利功能觀點，實無採行必要。」當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完善，有如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貧富不均衍生的衝突對立必將緩和消弭，以往用於補救資本主義缺失而風光一時的累進稅制，已與時俱移而凋落。俱有深厚財稅學理的林全院長接受專訪時，就坦承表示：「重分配靠租稅，那是騙人的」。

　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所得的稅改，才是全民的期盼

　1980年，卡特執政後期，美國經濟陷入停滯膨脹困境，經濟負成長。在總統大電視辯論上，主持人要兩位參選人在兩分鐘內做總結。卡特花了老半天仍然有訴說不盡的理念計劃；雷根則向選民訴求：「這4年來，你的日子是不是過得更好？所得是不是更高？就業機會是不是更多？如果不是？請讓我來！」簡單幾句話，深深打動了選民的心。

　5月稅改，一定要廢除「劫貧濟富」的所得稅「兩稅合一」制，將每年增加700億以上的稅收，全數用於降低綜合所得稅稅率至35％，同時股利所得按20％分離課稅，並納入綜合所得稅「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27萬元的限度內，以激勵中低所得階層的儲蓄導入資本市場。當低稅率觸動民間投資，就業機會增多，人民所得提高，稅基擴大，稅收自然豐沛，這也應該是全民對於五月稅改的心聲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