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亞太防洗錢評鑑，台灣將首度接受「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 評鑑，沒通過會列為高風險洗錢國家，對國銀體系、連帶私銀機構生態，會是嚴重打擊。而自從去年兆豐驚爆洗錢疑雲，嚴重影響市場投資人對於大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信心，也啟動金管單位一連串的改革。

　每修一條法，金融機構在加強法規遵循（compliance）所投入的成本，就會墊高一寸。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金融機構在瞭解客戶（KYC）、反洗錢（AML）等企業風險評估流程，要持續重建，未來5到10年會是陣痛期。

　為什麼？癥結在於反堵清查工作好比正義與邪惡的角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了隱匿紙上公司所有權或控制權，洗錢嫌疑人利用複雜但合法的跨國界公司結構，故意建立多層所有權，使金錢流向和所有權幾乎不可追蹤。因此，機構內部的法遵人員，在建立正確的客戶所有權資料，便十分昂貴、冒險，遑論定期更新受益所有權資料。面對金管會近期研擬，各銀行今年底前全面清查OBU客戶身分，目前15萬OBU客戶將無所遁形，但這項工程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世界銀行調查的200餘件重大貪污案中，有70％涉及貪污政客利用秘密公司遮掩身分。執法機關偵查不法資金的犯罪所得全球偵獲率估計低至1％，查扣率甚至認為低於0.2％。由此來看，幕後收賄者的重重身份難以追查，內部法遵體系只好投入更多時間、人力物力來反覆查核。也因此，今年三月很多國銀反映營收成長將低於GDP，最大原因便是來自洗錢防制及法遵成本的增加。

　鄧白氏在台灣有25年的商業數據查核經驗，我想指出，法規遵循的第一個基礎，在於數據查核與管理。一般法遵流程需要使用可靠的資訊確認客戶及核實身分、瞭解該客戶所有權和控制結構的金融機構、背後商業關係目的、及該交易與機構對該客戶及其業務的風險評估，包括資金來源。上述都與數據搜集彙整相關。

　法遵成本上升，多來自難以判斷受益所有權（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ship，簡稱UBO）資料的複雜和深度，這可謂合規工作的拉力。受益所有權資料如何蒐集、維護及分享至全公司，以及應採用哪種定義和門檻，需要更多內外部資源。例如金管會最近鼓勵機構針對稽核，銀行業得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的範圍與深度做專案查核等，就暗示了法遵外包成本的上升壓力。

　就法遵議題越來越被重視，我想用數據的角度點出二件值得思考的作法。第一，是關於是第三方數據（3rd party data）來源。這可視為合規工作的推力。金融機構可利用第三方資料供應者的綜合商業資料庫和所有權資料，推動內部受益所有權資料庫的建立、確認及核實最終受益所有權，例如關鍵客戶、母公司層級等。

　第二，未來第三方數據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龐大。今年初法務部針對洗錢防制，擴大須加強審查的對象範圍，包括國營事業負責人、中央地方首長等都入列，未來可能還會列管海外人士。這些官方人士資料，需倚賴值得信賴的第三方數據機構。

　可信的數據來源，需來自各國、經濟區域的專業，符合當地法律和國際法律標準。以美商鄧白氏為例，176年來協助歐美政府、財富500企業進行供應商核實，從214國家、30,000個資料來源蒐集資料，擁有超過2億五千筆資料。更重要的是，資料庫每日更新500萬次，是內部法遵無法自行達成的廣度與速度。為協助政府與金融機構跨國緝查，鄧白氏近年推出UBO與GBO（Global Beneficial Ownership）資料庫，用全球獨步的鄧白氏編碼（DUNS Number），串連每筆企業資料，各國法遵人員可透過祖譜（Family Tree）找出轉投資公司，洗錢防制無死角。

　我們樂見內部法遵部門，逐漸學習擁抱第三方數據，透過內部法遵與外部數據一推一拉，讓意圖洗錢的企業或個人，無所遁形。今年五月，鄧白氏將在台灣發表受益所有權審查的白皮書，希望給予相關單位參考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