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全球逐漸掀起反全球化民粹浪潮。自1999年WTO的西雅圖部長會議起，幾乎所有國際重要政經會議，都招來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民眾，對全球化表達抗議。近幾年，反全球化的民粹力量更是快速崛起，使英國在2016年6月通過脫歐公投，進而在2016年11月將反全球化的川普送上美國總統寶座。

　在反全球化迅速蔓延，各界普遍擔心歐盟與歐元區是否會因之而解體之際，幸好法國中間派的總統候選人馬克宏在2017年5月7日順利擊敗極右派反全球化的勒班，反全球化民粹之聲勢暫受頓挫，歐元區崩解之風險也暫獲紓解。

　全球化具正面效益

　在過去30多年期間，經濟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促成了經濟的全球化。在經濟學者的倡議，以及WTO與IMF等國際組織之鼓吹下，商品與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以及開放資本、資金與勞動等生產要素的跨境自由移動，幾乎已成為世界各國政策的圭臬。之所以如此，乃因全球化透過商品貿易的自由化，商品由價格低處輸往價格高處，可以提高商品在全球消費者間的分配效率；透過生產要素由生產力低（故報酬率也低）的地方，往報酬率高的地方跨境移動，可以提高要素的整體生產力，改善要素的配置效率；再者，全球化予生產者帶來優勝劣敗的競爭壓力，也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因此，全球化可以提高經濟效率，進而帶動全球的經濟發展。

　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實際推動，的確印證了經濟全球化可發揮這些功效，進而促成了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此外，經濟學理也可證明，各國從貿易與要素移動自由化所獲得到的利益，必可「補償」受損者所蒙受的損害，所以各國若搭配採行適當、必要的補償措施，全球化必可使各國各利害團體都共同享受到全球化的淨利益。

　全球化雖然帶來了上述正面的效益，但也引發破壞生態與環境、剝削勞動者、惡化所得分配，以及不利弱勢族群等等爭議，故激起反全球化之浪潮。尤其是全球化利益之分配不均、先進國家的就業機會流失、勞動階級的薪資下滑，以及財富與所得分配惡化等現象，更是普遍激起先進國家中低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故使全球化成為眾矢之的。

　利益未適當分配引發反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若搭配政府的適當補償措施，理論上的確可以使各國所有的利害團體都共同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目前全球化所產生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得分配惡化等現象，問題即主要出在各國政府並未對全球化之利益進行適當的重分配上；也就是各國並未將獲利者自全球化所獲得之利益，部分移轉予受損者，以充分補償其所蒙受的損失，以致受損者心生不滿，起而反對全球化。

　全球化下的商品貿易與要素跨境移動，在各國內部確實創造了不同的獲利者與受損者。貿易使各國出口品的價格上升、進口品價格下降。此種價格的變化，使出口品的生產者與受雇要素供給者（先進國家主要是資本擁有者．開發中國家主要是勞動者），以及進口品的消費者，成為主要的貿易獲益者；反之，進口品的生產者與受雇要素（先進國家主要是勞動，開發中國家是資本），以及出口品的消費者，則為商品貿易的受損者。而生產要素的跨境移動會使同一要素在各國間之報酬趨於一致，故先進國家的資本主與開發中國家的勞動者將獲利，但先進國家的勞動者與開發中國家的資本主則受損。

　綜合上段之分析，先進國家的勞動者在商品貿易及要素移動兩方面都蒙受到損失；其損失具體顯現在就業機會流失、薪資下跌，故而所得與社經地位下滑等方面。此一族群也因此成為反全球化民粹的最主要主導力量。

　所得重分配措施執行不易

　相對於勞動者之受損，先進國家的資本主則是獲利的一群。面對全球化利益分配之不均，以及所得分配趨於惡化之事實，先進國家理應透過所得重分配措施，將資本主所獲得的全球化利益或所得，部分移轉予勞動者，以彌補其自全球化蒙受之損失。通常被提到的所得重分配措施，包括累進所得稅制、提高資本所得稅率，以及增加政府的移轉支出（包括失業救濟、就業輔導、社會安定與福利支出等）。

　然而，所得重分配措施之採行，在全球化下越來越不容易。全球化大幅提高了資本的流動性。資本主又多將資本所得稅率的高低，列為投資選址之主要考慮因素。復以，各國為了吸引投資，競相對資本所得祭出減稅之優惠。這幾項因素使得提高資本所得稅率之議難獲採行；少數提高資本稅率的國家，則飽嚐資本與資金外流、國內投資下滑之苦果（前幾年我國提高證所稅之後果即是一例）。

　又各國對資本所得競相減稅，使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的稅負趨於不公，不只使所得稅制發揮不了所得重分配的效果，甚至使所得分配更形惡化。而且，對資本所得的減稅優惠也侵蝕了各國的所得稅基，使政府的租稅收入減少，進而削弱了政府對弱勢族群採行社會安定與福利措施，以改善其生活水準的能力。

　全球應進行租稅協商，共謀利益重分配之策

　反全球化民粹之蔓延，對全球經濟絕非好事。反全球化之逆流，既然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即須全球共謀解決。又此一逆流既然主要是因對受損者未予適當補償而起，最適當的解決之道，似只有回歸向全球化之獲利者－資本主適度課稅，用於補償受損者－勞動者一途。

　此一解決之策，雖然與時下各國對資本所得競相減稅之趨勢背道而馳，但在反全球化民粹之聲勢仍在持續成長，各國民眾要求改善所得分配、追求分配與稅制的公平正義之呼聲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仍值得各國主政者納入考慮。單一國家若單獨提高資本所得稅率，其顧忌甚多，並不可行；但若可透過國際協商，各國共同提高資本所得稅率，或訂定共同遵守的資本所得稅率下限，則應不失其可行性。

　此外，近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倡議，以全球齊課出口與進口稅化解反全球化浪潮。透過租稅移轉效果，先進國家所課出口與進口稅的租稅負擔將落在貿易的獲利者－資本主身上；政府再將稅收用以補償受損的勞動者，的確也可發揮利益重分配之作用。不過，課徵出口與進口稅有違WTO的自由貿易原則；而且課徵出口稅對出口與經濟成長不利，故難獲單一國家採行。因此，此倡議亦須經過國際協商，各國一致採行，並課徵同樣的出口稅率，以維持各國的出口相對競爭力不變，方才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