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存續與發展，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爭論不休；雖然面對挑戰甚至危機，卻能不斷推陳出新，動態演化與調整。然在當前全球化衝擊下，資本主義何去何從令人關心。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矛盾》一書中，將亞當‧斯密（Adam Smith）巨著《國富論》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學說，視為資本主義1.0的經典；凱因斯（J. M. Keynes）總體經濟《一般理論》，強調混合經濟與國家治理，作為資本主義2.0的代表；對於當前所處全球化經濟，則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上，強化民主程序進行優良制度抉擇，以期型塑資本主義3.0。此種資本主義階段劃分實屬有趣，也對未來發展有所期待。有些學者逕自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如此說法，有過於簡化之嫌。較具體而言，資本主義是從個人私利動機出發，透過自由競爭經濟體制，在健全法律制度及保障私人財產基礎上，追求資本與財富的累積；經由市場價格機能運作，促使資源做有效率的配置；藉由利潤引導及企業家創新精神發揮，增進經濟的成長。

　論及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21世紀》第5章中，明白指出亞當‧斯密因其《國富論》而被尊為資本主義發言人。綜觀亞當‧斯密的思想精神，強調自利行為、節儉美德、資本累積、自由放任、專業分工、自由貿易、市場機制、「看不見得手」等概念，以及反對政府干預；是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基礎上，為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奠立磐石。然而，亞當‧斯密並沒有完全否定政府的角色，只是尋求「小政府」的格局，侷限在國防、司法、基礎建設等公共財提供，扮演「守夜人」功能。

　傳統資本主義歷經數百年的發展，經由資本累積帶動經濟成長，卻引起階級矛盾與社會不安，尤其在20世紀初期，貧富及勞資對立嚴重，共產主義趁勢崛起；加上世界經濟大恐慌，股市崩盤，有效需求不足，失業情況嚴重，市場機制產生前所未有的失靈現象。處此局面，凱因斯理論成為顯學，大力強調政府角色，加重課徵累進稅率，強化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挽救資本主義免於被赤化。此種混合經濟「大政府」的立論基礎，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可稱為資本主義2.0時代。

　凱因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強力干預論調，在1980年代以後，受到新古典經濟學派及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猛烈挑戰，經濟自由化、民營化、解除管制的主張甚囂塵上。然在新自由主義伴隨全球化衝擊下，也產生不公平與不安定之種種問題。羅德里克對此認為政府管控範圍因只及於國家，市場則具有全球性質，兩者之間不平衡，以致形成全球化致命弱點，故其建議應強調市場機能與政府角色的互補性，而非替代性，以利於資本主義3.0的進展。

　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否認的，在資金、商品、人才、技術、資訊的自由流通及配置上，將更具效率性，並因開放而促進經濟成長，協助開發中國家脫貧；卻會助長國內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對立現象嚴重。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工具創新，若是不當使用，則會帶來高風險甚至失控局面。氣候暖化及資源耗竭等全球外部性問題，對地球帶來的壓力，更是揮之不去。在課稅方面，國內為爭取選票而減稅，國際租稅競爭更是蔚為風潮，其結果不但造成財政惡化、負債累累，也大幅弱化政府在資本主義2.0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社會福利方面。其實，歷史發展有其背景，若是一味發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1.0，漠視市場失靈現象，恐怕爭議更大，故必須面對問題勇於解決。

　全球化市場雖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但所伴隨的「負」公共財及「負」外部性問題，也由一國擴大至全球，造成社會不安與對立。此時各國政府應聯合起來採取對策，例如課徵皮凱提（T. Piketty） 所提全球統一的資本稅，改善所得與財富分配的不均；課徵托賓（J. Tobin）所提全球性跨國金融交易稅，增進經濟安定度；課徵全球性環境及能源稅，共同改善氣候暖化與資源耗竭現象；課徵全球一致性的遺產稅，以期改善世代不公問題。這些課稅工程雖然並不容易，卻是型塑公平、效率、永續的資本主義3.0所應面對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