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化的環評改革，此其時矣

　今年11月的最後一周到12月的第一周，無論是環保署長李應元宣稱，如果PM2.5（細懸浮微粒）的紅色警戒在明年520之前沒有減少20％，他將負起政治責任請辭，或是發電量占全國20％、而且是中部空污最大污染源的台中火力發電廠，明年2月到期機組的許可證展延申請，由於沒有提出減煤、減排期程而遭到台中市政府退件，最後是以刪減500噸生煤許可使用量的「有條件通過展延」收場，乃至於環保署修訂環評作業準則，減少文書作業，縮短調查時間，顯示出環境問題對於民生與投資都到了必須面對的時刻。

　「民主政治要求回應，政策專業要求責任」。當全國民眾抱怨空污嚴重影響到健康時，無論是環保署長賭上自己的烏紗帽，或是台中市政府大幅度減量的「有條件通過展延」，都缺乏政策專業的理性，呈現出來的只是執政黨對於選舉的算計。除了回應空污的民怨之外，形成強烈對比的還有11月底，環保署環評會議通過台電在彰化的三個離岸風力電場之環評初審，而其他四個國內外開發業者的9個場址，則仍然停留在補件的程序當中。此外，行政院在6月中旬修正礦業法，新增規定要求，以前沒有做為環境影響評估的礦場開發業者，也必須要補辦程序。如果再加上10月26日，環評委員針對中油在桃園預定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觀塘案的環境差異影響評估之質疑，同樣因為需要補件再進行審查而流會。

　無論是風力業者或礦業和水泥業者，乃至於天然氣的供應，企業的經營不分私人企業或國營事業，都深深受到「環評」這項「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細究我國環評制度的演進，有兩個重要的脈絡：「環保觀念的普及化」，以及「公民參與的深度化」。前者是從1990年代末期以來，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所面對不可逆轉的趨勢，企業經營者早就認知到民心之所欲，也願意配合政府在環保方面的各種規範。

　對於全球化以來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當中，環評會議如今演變成為企業設廠投資的夢魘，其來有自。

　一方面，機關的行政首長從選聘委員開始，就積極引導委員會的討論議程、甚至最後的決議，但是委員會的委員、特別是學者專家的委員也可能基於專業和職權的認知，發揮影響會議結論所做成的決策。擁有延聘環評委員權的環保署署長，會不會篩選掉和自己信念相左的學者專家參與決策，確實是有政治運作的想像空間。

　另一方面，學術界人士也在檢討並質疑學者專家所謂「客觀中立」的立場。學術菁英和學者專家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有沒有可能「假專業之名，行專制之實」？無論是專家的知識、或是技術的能力，事實上都和政治的複雜考量與政策的執行能力有關，特別是擁有權威地位科學家的見解，對於台灣社會的輿情能產生一言九鼎的影響力。

　就現階段的環評制度而論，還有兩點值得探討：「制度否決點的權力本質」，以及「政策環評的政治不確定性」。

　首先，環評「科學審查」凸顯的一個問題是：學術菁英的專業意見，就完全代表「公共利益的良心」嗎？主管機關是否已經因此棄守本身的職責之所在？當審查的項目林林總總，沒有止盡，審查的標準一變再變，不夠明確，如何能讓想要設廠投資的業者心悅誠服。更何況，依據環評會議要求補件之後，很可能面對的是下一輪的說明和補件，對於企業進行前瞻性規劃已經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政治高牆。

　環評制度的設計應該要針對的是「政府的決策行為」，而不是「開發行為的本身」。換言之，目前制度執行上的盲思在於：「環評會議可以用學術專業的觀點，對於任何開發建設，都擁有最後的否決權」；未來在制度的改革上，應該朝向回歸到主管機關的行政首長，為決策制定的最後結果，負起政治的責任。

　第二，雖然所謂的「政策環評」，嘗試兼顧學術專業意見和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但誠如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一位前環保署長在環評會議上所曾經強調，「環評是針對開發案是否影響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進行評估，並經過科學性討論，一切依法行政，過程相當公開透明，政策妥適性並不是環評的審查範圍」。

　如今的民進黨政府面對「政策環評，根本就是政治環評」的質疑，以及「政策環評當道，環評委員會至上」的時代，則環保署在12月8日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大幅簡化第一階段的環評作業程序和時間，只是一個起點。更重要的還是，為了有效推動企業投資，民進黨政府應該要為過去自己在野時解套，為過去推動矯枉過正的環評負起政治責任，更深化的環評改革，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