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鄰共生 日本對中政策趨和

「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是困擾日本超過一個半世紀的難題。日本許多思想家曾為回答此歷史難題，建構各種理論思路，但時至今日，仍未能有效掌握此問題的答案，「百變中國」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知所措，時至今日，仍然是國家戰略與發展方向的迷霧。

二戰前，日本對中國的認識，擺盪在「東洋」與「西洋」、「野蠻」與「文明」、「脫亞」與「興亞」的論辯間，面對中國的近代化與革命，在戰略上日本決定站到西洋的位置來對應中國，戰術上則採取「殖民」與「侵略」，試圖翻轉歷史上以中國為主體的「自然秩序」軸線，建構由日本宰制的「大東亞共榮圈」。然而，歷史並不站在日本這一邊，「太平洋戰爭」日本以慘敗作收。

大陸前總理溫家寶任內寄望中日要做「好鄰居、好伙伴，不要做對手」，但此話的另一面即透露中日目前並非視對方為善鄰。雖說，日本民主黨政權上台之初雖曾對中日關係懷抱憧憬，惟對中國的外交技術終究不敵中日海洋利益的結構性矛盾，中日友好往往淪為「逢場作戲」，「曲終人散」難獲圓滿結局。

日相野田佳彥「國有化」釣魚台，中日關係危機再現，程度更甚於2005年小泉內閣時中日關係的緊張，不僅「戰略的互惠關係」無從實現，中日更陷建交以來最長的嚴冬。

川普一意孤行的「鋼鋁重稅」措施，使美日關係蒙上陰影，安倍的外交腳步開始挪移，積極重修中日關係。5月9日大陸總理李克強藉出席「中日韓峰會」，實現任內以「公賓」（official guest）身分首訪日本，李克強抵東京時以「雨過天晴」形容當前的中日關係，而安倍在首腦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亦稱中日關係將「從競爭走向合作」。

誠然，日本對中政策的基軸將從「制約」趨向「融和」，但其間如何緩解雙方的安全戰略博弈是為挑戰。對此，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直言，歷史問題、領土紛爭等中日間的矛盾確實未獲解決，但應效仿老一輩的做法，不使問題成為障礙。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更指東亞之大，完全容得下中國與日本。

換言之，在北京亦視中日關係改善為周邊外交所必要時，存在於中日間的諸多懸案將掛起來。

誠如日本前駐北京大使宮本雄二所言，對日本而言，中國在任何時代都是重要的國家。宮本大使認為，應與中國建立安定、可預測的合作關係，此無疑為日本外交之要務，為此對中外交須「強硬」與「柔軟」兼俱。

其實，中國非冷戰時期的蘇聯，市場經濟下的中國與美、日、歐經濟已形成「你泥中有我、你泥中有我」的狀況，美國當前的「中國政策」非「圍堵政策」的再現，美國與中國間的矛盾亦非「敵我矛盾」，中美關係是多層次的，非一元化的非友即敵，而中日關係亦是如此。

或許日本存在中日關係悲觀論。日本思想史學會前會長子安宣邦認為，中日友好時代的終結意味東亞進入兩虎相爭的時代，並預測亞洲不久將迎來印度在內的三強時代，此為亞洲史上未見樣態。

然而，日本如何回避與中國衝突？子安宣邦提出解法，呼籲日本應成為與亞洲鄰國共生的日本，而非排外孤立的日本，此將成為超越國家架構而自在地建立起亞洲公民共同性關係主體的基礎，而嶄新的中日關係將存在於此種公民共同性的基礎上。

因「平成蕭條」而起的「中國威脅論」，不是思考中日關係的良方，更可能將中國推向對立，成為日本的真正威脅。旅居日本之華人作家莫邦富指出，中日需要重新構築兩國正常相處的基礎工程，以此為「東亞共同體」或「東亞盟」奠基。如此，自「牡丹社事件」後即遭扭曲的中日關係將得以擺正，成為相互理解、欣賞的「善鄰」，而非福澤諭吉筆下之「惡鄰」，日本亦當能揚棄「脫亞入歐」，榮返亞洲。

不論喜不喜歡中國，都應好好交往。此應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對中外交實踐之正解，亦足堪兩岸關係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