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昭寺頂飄揚紅色旗幟

「解放」在中國是個意義重大的字眼，和美國人口中的「獨立」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就像「穩定」是中國的終極獎賞，如同美國的「自由」。

在我們電影課裡，哲人以前的同學爭辯他的選擇很睿智──對他自己和國家而言。發展西藏有什麼壞處？看看現在1997年美國邊境的成就。

「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這個詞沒有出現在中文辭典上，但我依照慣例，會要求學生辯論一個課題的正反兩面。他們在西藏議題上完全不理睬我，那個議題沒有反方。中國政府承認曾在西藏「犯錯」，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但中國沒有殖民、侵略或奪取西藏，而是將它自「兼任皇帝和神祇的達賴喇嘛所監督的封建制度中，解放了農奴。」

「解放」在中國是個意義重大的字眼，和美國人口中的「獨立」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就像「穩定」是中國的終極獎賞，如同美國的「自由」。

我學到，在中國，進步往往看起來像毀滅，因此人們實在不該延遲觀看古老都市的旅遊計畫，比如拉薩。在有雙重價碼存在的時代尾聲，那時，外國人坐飛機得付雙倍於中國人的價錢，所以我花掉和平工作團給我的四千八百美金「安居津貼」的一大部分，買了一張從成都到拉薩的來回機票。

機內雜誌報導：「成都到拉薩飛行的極端寒冷溫度和高度，使它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航班之一。」窗外，喜馬拉雅山的山峰似乎快觸及飛機。早餐推車經過，中國乘客將早餐、托盤和所有東西塞進他們的隨身包包。我不禁納悶，我是不是睡過頭，錯過了電影《我們要活著回去》（Alive）。

鄧小平在拉薩城界處歡迎我，從一個看板上宣稱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十幾輛軍用卡車悠哉駛過，一隊士兵在一個方尖碑周遭圍成一圈。我想到哲人，他正在家鄉接受基本訓練。

「幾天前那裡有炸彈爆炸。」巴士司機說，對著紀念碑抬抬下巴，那是慶祝銜接四川城市的川藏公路的紀念碑。「自從我搬來這裡以後，西藏人已經嘗試要把它炸垮四次。」

司機在拉薩住了將近一年，他是漢族，移民自內江附近的城市，自貢。他將巴士轉進民族街，那是塊寬廣、空蕩、平坦的水泥廣場，兩旁是櫛比鱗次、貼著白色磁磚的餃子館，由四川民工經營。司機對兩隻犛牛的雕像揮揮手，雕像就矗立在圓環裡。「這些雕像設立於一九九一年，紀念西藏解放四十周年。沒有人想要炸掉它們。」拉薩的警察總部就在犛牛雕像的對街。

「我想念四川嗎？你在開玩笑嗎？」司機說。「拉薩更好。天空晴朗，空氣清新潔淨。它發展得更快了。薪水高。不再有酸甜苦辣。」

司機嘗遍人生的酸甜苦辣，而現在，他想要空間、穩定的工作，和為女兒存教育基金的機會。他轉進朵森格路，那是我們自飛機場一路開八十八公里以來，碰到的第一條聽起來不像中文的道路。我聞到如苔蘚般的焚香氣味，就那樣突然出現：轉個彎就跨過界線。司機歡迎我到「西藏式的拉薩」。

即使在窺探從一層樓高的香爐冉冉上升的焚香煙霧時，未標明的界線仍舊清晰可辨。朝聖者以順時鐘方向繞行大昭寺，旋轉著法輪。從反方向過來的則是中國士兵的行進隊伍，肩膀扛著來福槍。

在八廓街，市集圍繞著廟宇，處處可見乾癟削瘦的臉龐──滿嘴無牙、排成一隊，儼然是旅遊指南最愛的封面視覺──他們紛紛擺出各種姿勢，供人拍照賺錢。他們拿下耳環，將它們塞進我手掌裡，說出一個價碼。廟宇前方，朝聖者俯趴在幾世紀來被額頭刷得平滑的鵝卵石地面上。一位年輕的美國人滿臉鬍子，拿著處處癤瘤的柺杖小心繞過他們，走過售票窗口，直接進入大昭寺。大昭寺此地對西藏佛教的重要性可媲美天主教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然而，聖彼得大教堂的頂端是座十字架，不是梵蒂岡國旗，大昭寺廟頂則飄揚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旗幟。

一小時後，我在咖啡館露台啜飲著木碗裡的酥油茶，油脂沾滿我乾裂的嘴唇。大鬍子美國人走進來，我問他為何沒付錢就進入寺廟。

「那蠢蛋要我三十元（三點七美金）。但我告訴他，我是個佛教徒，所以我不用付錢。反正錢最後還是會進政府口袋。」

我追問他，如果不付錢，那麼寺廟如何籌措保養費？那男人轉而對我視若無睹。在中國，一位西方人打斷另一位西方人旅行時，後者常會使出這招。

一位坐在隔桌的藏人拉拉我手臂上的汗毛。他豎起大拇指，抹抹他平滑的前額。然後他伸過手來，輕彈我的耳環。

除了喜歡抓我鬍子的小孩，從來沒有中國漢人做出這般詭異的肢體接觸。人們只是互相輕握著手，彷彿我會傳染疾病。我攫住那位藏人的手臂，感覺堅硬如鋼。他舉起一個拳頭，我馬上本能退縮。他大笑，我回頭啜飲酥油茶。彷彿我們回到小學操場般，他戲謔地扯扯我的頭髮，然後離開。

我聽到那位大鬍子美國人告訴一位金髮美女，他是佛教徒。我翻個白眼，外僑在遇到同類人時常常做出這類反應。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提到諷刺時說，他們是我們看到各種不同臉龐、而非自己的臉的鏡子。

黃昏在晚上十點三十分降臨。儘管拉薩和北京的距離如落磯山離華府那般遙遠，但時區卻相同。一位士兵降下大昭寺前的中國國旗，但廟宇屋頂仍有其他五星旗在高處飄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