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祖國」取代「解放台灣」

周恩來抓住此一有利時機，對「文革」給黨的對台工作所造成的損害做了大量的修補工作。此前，周恩來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時，用了「台灣回歸祖國」的提法，而沒有使用「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這在「文革」期間尚屬首次。

同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作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時進一步提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與和平的方式（即今日所稱的武統和文統）。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的號召，其具體基點有三：

1.「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往。

2.對於國民黨的台灣軍政人員，凡願意到大陸探親、會友、參觀、考察的，「我們都準備給予各種方便和協助，並保證他們來去自由」。

3.我們願意同國民黨當局「在適當的時機」和「適當的地點」進行談判，商討和平解放台灣的重大原則問題。

同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和平解放台灣而奮鬥〉的社論，指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其基本論述有三點：

1.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有決心把解放台灣的鬥爭進行到底。

2.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

3.台灣至今未能解放的主要原因，是美國霸佔了這塊地方，美國這種政策註定要失敗。

6月28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報告中，進一步提出解放台灣的方式和具體步驟。特別強調，「如果台灣能夠和平解放，對於全體中國人民，對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將是最為有利的」。他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到大陸，或見面接觸或互通書信，多敘家常，由淺入深，逐漸影響，增進瞭解。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特設立對台工作辦公室，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對台工作。他和毛澤東經常利用會見外賓的場合，提出對國共和談的一些具體設想和辦法。在此期間，為中共傳話、送信者，有前中央社記者曹聚仁（1901-1972）和交遊廣闊、一生經歷清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的政治聞人章士釗（1881-1973）。在此不贅。

1957年下半年之後，中共關於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政策雖然受到「左」的思想影響，但仍有所發展。1960年以後，毛澤東、周恩來又進一步制定了關於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具體方針，其基本內容是：在台灣與大陸實現統一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人民政府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都由台灣當局自理；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由中央政府發給；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並尊重台灣當局的意見，協商解決；雙方加強團結，不做破壞對方之舉。

於是，中共中央不久又形成了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方針。「一綱」是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包括：1.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由蔣介石決定。

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

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

4.雙方互約不派人員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1966年，中國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中共對台工作出現了變化。

這年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台灣省〉的社論。重新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於是，「解放台灣」的口號取代了「國共和談」、「和平統一」的呼聲。

至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事件」發生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又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抓住此一有利時機，對「文革」給黨的對台工作所造成的損害做了大量的修補工作。此前，周恩來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時，用了「台灣回歸祖國」的提法，而沒有使用「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這在「文革」期間尚屬首次。周恩來當時還提出了保持和提高台灣同胞生活水準的五個具體設想：1.不僅不增加稅收，還減少稅收。

2.不需要付債，祖國可以幫助他們建設。

3.在台灣的人，他們原來有多少收入，還可以保持多少收入。

4.有些失業的人，若生活困難，可以回大陸，回到他們的家鄉，我們不會歧視他們。

5.在台灣的人對祖國做出了貢獻，祖國就應該給他們報酬，所以，我們不僅不會報復，而且還會給他們獎勵。

1972年2月28日，周恩來和美國尼可森總統的代表在上海錦江飯店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立場「不持異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