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機構改革 自選動作加分

胡溫體制放權，習李體制集權，這是外國研究中共黨政的主流意見。但如果以田野調查視角來看省市一級的機構改革，可以發現一批因地制宜、體現當地特色的機構陸續掛牌亮相，一舉打破外界對於習李體制的陳舊看法，激發地方政府的活力，仍然是大陸非常看重的一環。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為省級機構改革的落地規定了時間範圍、做出了路線規畫。其中規定：「省級黨政機構改革方案要在2018年9月底前報黨中央審批，在2018年年底前機構調整基本到位。所有地方機構改革任務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從已獲大陸中央批覆同意的31個省市的機構改革方案來看，看似軍令狀的地方機構改革要求，保留非常多彈性給地方運用。即除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規定動作」，即一體適用的機構改革方案，不少省分還立足各地實際，推出一些「自選動作」，展現地方特色。

例如，四川是全大陸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因此該省將原省扶貧移民局更名為扶貧開發局，以加強脫貧攻堅的工作力度。而在海南，該省為適應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建設要求，整合了旅遊、文化、體育職能，組建省旅遊和文化廣電體育廳，服務全域旅遊發展。作為傳統海洋大省的山東，在此輪地方機構改革中，山東省委設立海洋發展委員會，省政府組建省海洋局。

此外，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並單獨設置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畫入「單一窗口、最多跑一次」的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牽頭協調職責，對外加挂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辦公室牌子。

從已獲披露的地方機構改革方案分析，福建、山東、浙江、廣東等多個省分，都在此輪機構改革中，瞄準「大數據」。 山東省組建省大數據局，其目的是為主動適應數字訊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浙江省也將組建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負責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和大數據資源管理等工作。

大陸各省省情不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也不同，在機構設置上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彈性空間，有利於滿足地方治理中的個性化訴求，使地方機構的設置更高效、更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