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趨緩非僅是中美貿易戰之過

　自中美貿易戰開打後，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大陸經濟勢將大受影響的看法，備受媒體關注。於是，當1月底大陸官方公布2018年經濟成長率降至6.6％，創下1990年以來的新低後，不少專家與媒體更直接將大陸經濟急遽降溫歸咎於中美貿易戰，研判是貿易戰導致大陸出口放緩、企業投資與消費者信心減弱。畢竟，大陸近30年來僅在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的國際制裁衝擊下，導致經濟成長率大幅下滑（1989、1990年為4.2％、3.9％），1990～2010年平均成長率超過10％，即便在2008～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經濟成長率也能撐在9％的高點。

然而，若仔細檢視大陸經濟數據便不難發現，要將2018年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均歸因於中美貿易戰之過，有些過於牽強。

首先，就出口而言，2018年美國經濟表現強勁，使中國對美國出口大幅增長11.3％，達到4,784億美元，貿易順差更增長17.2％，達到3,233.2億美元，穩居中國各貿易順差國之冠，且連續2年刷下新高紀錄。再加上在關稅調升的預期下，大陸出口商急於在美國貿易限制措施生效前發貨，大量搶出口訂單，更帶動中國對美出口大增。所以，若干人士直指2018年大陸經濟表現欠佳乃美國關稅壁壘所致之說，不盡真實。

其次，雖然2018年大陸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降至5.9％，為2000年以來新低，但主要是受到基礎建設投資由2017年的年增19％，大幅降至3.8％的影響，製造業投資年增率仍高達9.5％，創下近3年來新高，顯見貿易戰導致大陸企業信心回落、投資大幅趨緩，進而衝擊整體經濟的論述，也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那麼，究竟拖累2018年大陸經濟表現的主因為何？前述的基礎建設投資大幅下滑，與實質消費快速回落，實為兩大關鍵，並與大陸過去長期透過「信用擴張」（credit expansion）支撐經濟成長，脫不了關係。

眾所周知，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該年11月中國推出4兆投資計劃救市，力挺2009年經濟成長再度衝上9.1％，頓時成為穩住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豈料，歐債危機接踵而來，令依舊脆弱的全球經濟再受打擊，成長陷入停滯。美國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遂相繼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量熱錢湧入經濟維持高度成長的中國大陸，為其帶來經濟結構扭曲、製造業大量產能過剩、債務槓桿快速累積的巨大苦果。

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顯示，中國非金融體系總債務對GDP比已從2008年底的141.4％一路攀升至2016年底的241.4％。雖然2017年在官方去槓桿政策下，總債務對GDP比未再明顯增加，但因大陸政府出手打擊網路借貸平台（P2P）等民間影子銀行，反倒使非金融體系總債務對GDP比於2018年第2季末再度回升至253.1％。同時，2008年後大陸家庭債務快速上升，至2018年第2季末達到6.58兆美元，對GDP比更達50.3％，遠高於2008年的18.6％，房市泡沫明顯擴大。

為了避免大陸爆發系統性債務危機，習近平在連任國家主席與共產黨總書記後，更確立了2018～2020為期三年的「三大攻堅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並將防風險、去槓桿列為首要目標。在此政策方針下，2018年大陸中央政府讓基礎建設投資力道增長放緩至3.8％，與2014～2017年平均年增長率20.4％的水準，差距頗大，足見大陸對民間龐大債務風險的恐懼，以及推動去槓桿的急迫性。

問題是，對大陸而言，既不能讓房市泡沫與槓桿持續擴大，卻必須避免房價崩盤引爆大陸版的房市風暴，危及社會安定。今年1月廣發銀行和西南財經大學聯合發布的《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顯示，大陸家庭資產配置有77.7％集中在房地產，遠高於美國家庭的34.6％，代表大陸房市崩盤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將遠高於西方國家。因此，大陸以「房住不炒、房價不漲」為房市調控政策指導方針，加以經濟成長趨緩，過重的房貸壓力自然會對民間消費產生排擠效應，成為2018年大陸消費成長減緩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言之，2018年大陸經濟大幅趨緩，實非中美貿易戰的偶然，而是長期「信用擴張」政策的必然。更麻煩的是，現正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雖時而傳出正面的訊息，給予金融市場些許信心，但對「務實的」美國而言，在好不容易有牽制中國的工具（關稅），且效果頗佳後，怎會輕言放棄？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縱能談出些許共識，美國頂多將去年調升的關稅稅率略為降低，做為談判紅利，卻不太可能會完全解除對中國的關稅枷鎖。而中美貿易戰對大陸經濟的負面影響，只怕在2019年才正要體現。再加上大陸政府持續推動「三大攻堅戰」，意欲拆解偌大的債務地雷下，消費及投資亦將快速減緩，導致企業利潤萎縮，進一步壓低民間投資意願。由此可知，2019年中國大陸面臨「內外交逼」的挑戰甚大，各界實應密切注意相關的情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