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75周年有感

　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IMF）將迎來創設75周年紀念。回顧75年前的首次「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雖然召開時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但參與的44國代表，皆已著眼於戰後的重建工作。在記取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及戰爭期間大國傾軋的歷史教訓下，各國代表同意爾後全球長久發展之計不該是對抗與封閉，彼此合作才是避免重蹈戰爭覆轍的不二法門。為了讓國際合作順利實現，乘載了「救急」與「救窮」功能的IMF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前身之一）便應運而生。

75年來IMF的功績可謂毀譽參半，雖然其幫助了戰後西歐重建、穩定了全球匯兌與清算、協助各國度過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其後的債務危機，但90年代阿根廷、俄羅斯以及亞洲金融風暴時，嚴苛的紓困條件卻讓其成為新興市場眼中的惡霸。儘管如此，透過IMF與世界銀行的協助，眾多曾處赤貧狀態的新興國家，在戰後40年陸續進入中所得國家俱樂部，如今，全球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率，也由IMF創設之初的逾三分之二逐步下降至七分之一。就此以觀，IMF創設以來的努力，可謂大致成功。

然而，當前世界環境詭譎多變，高齡75的IMF似已顯得力不從心。例如，2008年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美國聯準會的首輪量化寬鬆便挹注了約1.73兆美元的資金，而當時放款總額度僅2500億美元的IMF只能選擇袖手旁觀。其後雖IMF提升自身功能，引入監控機制以提示各國經濟及金融風險，且G20成員也對其注資，使其放款能力大幅提升至1兆美元，但在2011年歐債危機的紓困，因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干擾，還是讓IMF顯得步履蹣跚。

此外，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復甦與發展，尤以新興國家的快速開發，讓全球資源逐漸耗竭，環境負擔也逐漸加重；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發展以及科技的進步亦帶來新的社經問題。與75年前相較，各國所面臨的挑戰恐怕只多不少，而大國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消極態度，與其期待另一次「布列敦森林會議」創設專責組織，不如強化既有國際組織的職能，或許是地球村各成員共同解決當前全球問題的最好方式。

可喜的是，IMF除了維持全球總體經濟穩定的傳統任務外，在許多文件、場合都已提點到這些問題，也不斷提出因應之道。然而，IMF本身仍有許多值得調整之處。首先，自創設以來的歷任總裁皆由歐洲人士出任，從而在政策方向上也不由得向西方傾斜，難怪長期以來IMF被新興市場國家視為過度偏向西方。其次，雖然IMF強調其職員來自150個不同國家，看似足夠代表189個會員國，但在投票決策過程中，各國票數乃是按照出資比例分配，對於經濟弱勢的國家來說，本就不可能有太高的投票權比例，故若需要取得援助，只能期待強勢國家的「善意對待」。第三，IMF資料顯示，2018年全球經濟產出中有59.2％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但其在IMF的決策權比重加總卻不足50％，意味IMF的決策難以滿足其需求。

即使近年來IMF的任務已見轉向，朝往支持新興市場建設與轉型的方向靠攏，但其決策方式卻未作改變，導致其提出的政策往往遭新興經濟體詬病不夠「接地氣」，難怪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感到「道不同不相為謀」，決定聯合成立亞投行，企圖取代IMF的部分功能。換言之，若要IMF繼續有效地引領世界經濟，便必須調整決策的制定過程，讓新興市場的意見更具分量。

另一方面，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雖然它們早從戰後的廢墟中站起，但IMF的功能是否就猶如雞肋，那恐怕也未必。數十年來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已衍生出許多的副作用。例如：國家債務過度累積、所得分配不均、民粹主義勃興、保護主義重現等問題，正加快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其中民粹政府當道便是顯而易見的現象。雖然有許多學者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但單憑一國之力要解決這些難題，恐怕是力所不逮。

其實，從IMF的角度切入，其不但熟稔個別國家經濟問題與全球經濟發展的弊病，而且近年來也陸續發布諸如主權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tor）、金融穩定報告（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等示警提示。由此可知，IMF肯定是協助各國解決經濟問題的極佳幫手。若從各成員國角度來看，IMF已不僅僅是面臨金融風暴時「紓困」的救難組織，其也試圖轉型成為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顧問機構，並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來預防風險。

要言之，IMF成立的宗旨在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至今依舊未變。當初參與創建者之一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於1944年主持「布列頓森林會議」時曾說繁榮無上限（Prosperity has no fixed limits.），意指承載並追求此一期許的IMF並沒有功成身退的一天。當前各國領導人是否具備75年前的遠見，並著手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絕對是IMF能否續行千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