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近代圖書館發展重鎮

上海成為晚清西方傳教士傳播西方圖書館觀念的中心，也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傳教士介紹其他國家圖書館現況的譯作，更有傳教士及西方僑民設立的具近代圖書館雛型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其運作方式，雖已具西方近代圖書館觀念，但因封閉閱覽的管理方式，故鮮能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造成影響。

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宣傳介紹與在華活動，約分為明末清初時期及清末時期。前者可視為是清末西學東漸及西方圖書館觀念傳播與建立的前奏，起於16世紀利瑪竇來華，止於18世紀清廷對天主教的嚴禁及羅馬教廷對耶穌會的解散。此時期耶穌會教士以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傳教的最終目的，而西方的圖書館觀念也透過此途徑流入。其中第一位介紹西方圖書館觀念者為艾儒略，他於明天啟年間撰著《職方外記》中，介紹歐洲諸國「其都會大地，皆有官設書院，聚書於中，日開門兩次，聽士子入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攜出也。」短短文字卻傳入了官設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觀念。此與前述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思維相較，算是非常先進的觀點，但當時未受認同或肯定。

明末清初北京為天主教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活動中心，故其藏書活動也集中在北京。由西元1600年開始，陸續成立了著名的「四堂」圖書館。所謂東西南北四天主教堂圖書館是民國時期的說法，成立當時並無「圖書館」之稱，南堂成立於明萬曆28年（1600）、東堂肇於順治7年（1650）、北堂於康熙39年（1700）落成、西堂歷史最短約於清雍正3年（1725）成立，各堂成立時間不同，性質上「南堂、東堂屬葡國耶穌會士，北堂隸法國耶穌會士，西堂則為傳信部直轄教士之寓所」。 這些傳教士進行的藏書活動，各堂發展背景不同，其藏書來源及傳入方式亦異，但大抵包括介紹西洋科學、哲學、倫理、法學及史學書籍，也包含宗教有關的神學類書籍等。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大抵以傳播科學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其傳教的最終目的。因「四堂」的藏書影響，使北京成為明末清初中國西學的藏書中心。而當時傳教士或中國教友所翻譯之西學論著，原著本多源自「四堂」藏書，因此「四堂」也可說是西學的傳播中心；且藏書中多有罕見本和歐洲刊印最古書籍，故當時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也藉這些藏書得以保存。後來北平西什庫天主教堂（即北堂）圖書館便匯合東西南北四堂藏書而成，據1938年統計當時尚餘西文書五千餘冊、中文書約八萬冊，其中包括許多稀世珍本。

四堂的藏書雖已建立，但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影響不大。原因在於這些藏書並未對中國一般民眾開放，且洋文書籍能閱讀者有限，其性質與中國舊式藏書樓或寺院藏書類似。

至19世紀後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arrison, 1782－1834）東來，成為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1811年他在廣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揭開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的傳教範圍逐步從東南沿海擴充至內陸地區。傳教士們為傳教目的，仍以西方科學文化作為媒介。當時西方的發展較中國傳統社會進步。因此傳教士傳播西學的同時，也將較先建的技術及思想引進中國，尤其在教育文化方面更具建樹與貢獻，故有學者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扮演著「文化掮客」的角色。

這完全是宗教傳佈的前題下，無心插柳順帶發展的結果。而西方的圖書館思想與做法，即透過此一科學文化傳播的途徑，開啟中國近代新式圖書館發展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介紹與圖書館觀念引進，大致是透過著作及新式藏書樓或圖書館建立兩種方式。

當時西文著作中提及圖書館者有：英國馬禮遜著《外國史略》、美國褘理哲著《地球說略》、美國戴德江著《地理志略》、美國高理文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英國慕維廉著《地理全書》，以及《萬國地理全圖集》等。其中有許多描述歐美圖書館情況，成為珍貴的參考資料。如魏源編撰《海國圖志》一書時，其材料即是取自這些西人著作。

1842年（道光22年）耶穌會傳教士重來中國時，將文化重心移到上海。晚清西方傳教士多聚集於上海，並以此為傳教與文化活動的舞台，此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以北京為活動中心不同。也因此上海成為晚清西方傳教士傳播西方圖書館觀念的中心，也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傳教士介紹其他國家圖書館現況的譯作，更有傳教士及西方僑民設立的具近代圖書館雛型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其運作方式，雖已具西方近代圖書館觀念，但因封閉閱覽的管理方式，故鮮能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造成影響。

學者胡道靜謂：「現代的圖書館之在上海出現，則始於第19世紀中葉（清道光末）上海開港以後。」，建於1847年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為當時第一個傳教士所建立的藏書樓，這個圖書館後續更發展為晚清時期上海最大的圖書館；同時也是晚清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藏書中心。所藏圖書中西並俱，其中中文書以地方志最多，另外還有著名的雜誌、報紙等，均自創刊日起保存。但在管理上仍屬傳教士們的專門圖書館，「後來有所發展，凡教會中人，或由教會中人介紹，經藏書樓主管司鐸同意後，亦可入內閱覽，但為數極少。」可見該圖書館雖藏書豐富，但並對外開放使用，尤其未對上海市民開放。

另外還有創設於1849年（道光29年）的「Shanghai Library」（上海圖書館），係由上海租界的西方僑民所組的「書社」組織發展而來。該圖書館在許多方面表現出近代化的西方圖書館觀念，如「工會圖書館」的觀念、公共管理的觀念、公共圖書館的觀念、巡迴文庫的觀念及圖書館委員會的觀念。 但同樣僅限內部成員使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