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醫療體系崩壞，政府應更強勢防疫

　隨著新冠病毒在歐美國家的快速蔓延傳播，各國政府在3月以來，束手無策，焦頭爛額。而面對各國陸續頒布的「限航封城鎖國令」，防疫成效一度很亮眼的台灣，因為歐美留學生趕著在政府禁令到期前返抵國門，確診病例與日俱增。過去兩個月來，「決戰境外，超前部署」，如今卻可能面對迫在眉睫、醫療體制瀕臨崩壞之危機。由於現行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是仿效自英國的全民健康服務；而就公共治理和市場干預的角度來說，英國和美國的醫療體系，呈現出強烈的對比，值得台灣參考。

回顧二戰之後的滿目瘡痍，民生凋敝，美國與英國都提出重大的民生法案，以因應當時社會面對的困境。但在70年後的今天，兩國的醫療體系卻演變成為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態樣，進而在這次全球防疫大作戰被拿來做比較。

兩個國家同樣都在1946年通過法律，美國在杜魯門總統（1945-1953）的任內，通過第一個健康政策的法源依據: 「希爾─波頓法案」（The Hill-Burton Act of 1946）。而英國則在工黨首相艾德禮（1945-1951）的任內，通過迄今施行中的「全民健康服務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1946）。美國政府想解決兩個問題：「接近/觸管道」（access）與「成本控制」（cost-containment），所以針對醫院、護理之家、乃至於其他的健康設施，給予經費補助，以利興建醫院和軟硬體的現代化；而這些健康照護機構則同意提供服務，給予所在社區有需要的個人，而且不論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照護服務。

　英國的全民健康服務法，最重要的是明文規定是：免費（free of charge）。它將全英國的醫師、牙醫師、護理師、藥劑師、光學儀器製造商、以及公立醫院和地方志願醫院全部納入體系之內；初期是在英格蘭與威爾斯施行，而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則另以法律訂定施行，以擴及全國。

政策思維的大相逕庭，凸顯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差異在於：政府與市場；或是公共治理，能不能干預醫療照護場域的市場規律。美國重視經濟誘因的提供，主動自發的參與；可以控制的因而是公務預算挹注的額度、力度與時機。英國則是在法律授權下，直接以國家的力量介入，滿足全國民眾的需求；而這涉及到永續財源的籌措，以及因為能量不足而產生的「時間成本」（例如: 免費開一檯刀，要等一年半載或更久）。簡言之，因為政府願意投入的預算資源多寡，直接決定了醫療照護服務遞送（public services delivery）最終的待遇和品質。

「魚與熊掌，難以兼得」，時至21世紀的今日，英國的NHS仍是一以貫之，與美國形成強烈的對比。民主黨的歐巴馬總統（2008-2016）任內強力推動，要讓一般民眾「能夠負擔得起平價醫療照護」的所謂「歐巴馬健保」，在共和黨參眾議員的反對之下，這個美國歷史上第二個最重要的健康政策於缺乏政治共識之下施行，一方面代表，一旦政黨輪替，就會人去政息；另一方面，姑且不論平價健保納入的人口比例過少之問題，政府所給予的醫療經費補助（Medicaid），美國式醫療照護制度，人民沒有錢看病的社會常態，已然從民生問題變成是政治問題。

在遇到緊急危難，像是此次橫空出世的新冠病毒疫情，甚至什麼時候會有疫苗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政府醫療體系負荷能量的高低，以及國境之內疫情蔓延的範圍大小與社區傳播速度之快慢，都直接造成人民生命安全的損失，以及防疫政策的成效。

面臨疫情在美國的快速蔓延，十幾個州政府發布「居家避疫/宅居禁制令」，目前美國國會已通過2兆美元的經濟振興與產業紓困方案，而聯邦準備理事會更祭出史無前例、令人瞠目結舌的無上限量化寬鬆之措施，讓疫情防治的情勢為之丕變。英國首相強生初期的「佛系」自我療癒備受輿論批評之後，隨著死亡人數迅速攀升，希望人與人之間保持兩公尺的距離，要求餐廳、酒吧、咖啡館、夜店停止營業，甚至考慮補貼員工薪資之餘，更在3月23日提出為期三周的禁足令。

目前無論是英美兩國的現況，或許都還沒有到達義大利與西班牙醫療照護系統因為過度負荷而崩壞的程度。美國在3月從「防堵/阻止全境擴散」，到提出疫情減災和產業紓困的階段，為時不到兩周；而英國則基於義大利的前車之鑑，直接進入「減災/準備長期抗戰」的階段。值此關鍵時刻，兩國領導人不約而同的動用公權力；生命無價，限制人民行動自由，已經不是考慮的重點。

面對當下數以萬計返台國人「疫情倒灌」之重大衝擊，為了不要讓返台年輕學子成為防疫破口，政府與其最後被迫補破網，收拾殘局，還不如及早著手完成民主治理超限戰的法令程序，進入防疫的正式接戰階段，強勢處置防疫。相信在既有的健保體系和防疫基礎上，全體國人都能夠共體時艱，平安渡過防疫大作戰的第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