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抗疫的經濟立論與成功關鍵

擅長媒體操作的英國首相強生和美國總統川普，分頭在三月中和月尾，誠摯地告訴己方人民，於新官病毒的疫情之下會有很多人死亡。剩下的問題，則是社會如何能面對疫情如排山倒海般的擴散，以及在群體危機的大變動當中，還能夠看見希望，攜手做好必要的勸慰安撫。

　於一開頭，首相強生與他的科學顧問即提出了最終結局，做為問題設想的參考點：若在沒有方式做治療、疫苗也無緣開發之下，為確保六成以上的國人能產生抗體，所謂的「群體免疫能力」（herd immunity）；在這樣的物競天擇過程，其所造成的死亡將不可避免，最終上看死亡數25萬人。

　換言之，一旦最慘烈的狀態都能被接受，那麼管控死亡衝擊的範圍，在過程當中還要避免醫療體系的無端被波及；並且要加速群體免疫力的即早達到，則是終極目標了。然則生命無價、人同此心，首相強生於面對反對聲浪之後，迅即改口；改為採行移動限制與禁止非必要的商業等等全國的封城措施。

　上週，川普總統延續此一物競天擇下，會發生大量死亡的可能，專家群推估在10萬人到25萬名之間；不過，他也願意做妥協退讓，不再主張讓紐約、紐澤西和康乃狄克，三地大封州，而走入停擺的噩運。

　對比被各方稱頌的台灣防疫成就，更可以理解各國不同的追求與在方法上的巧妙智取。無論是對外來遊客與返鄉學子，台灣疾管局於外地來往人員的檢疫與隔離規範，處處凸顯出審慎將事和帶之以禮的特性。於其背後的手腕拿捏與政策思考，或許有受到芝加哥大學的Richard Thaler教授的“nudge theory”，柔弱能勝剛強的理論影響。

　該學派主張以非強制、漸進養成的習慣來做政策推動，例如，能為人民事先設定好選擇，即使允許當事人在事後做更改，還是相對容易引導多數人往既定的方向推進。如此，就能減少當事人的不作為、消極配合，甚或是強制命令下的紛爭不斷，有效降低執行的強度要求。

　此一在公共政策與有效治理的新路徑，讓政策設計結合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展；Thaler教授則以此一貢獻，於2017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至於既定方向的選擇與事前的設算，可以透過階段性釋出的消息來達成預告；再以總結的實作經驗，來推薦其成為模範案例。

　透過這樣的左輕推、右輕揉，陸陸續續有的提前告知與行動方案的成果共享，讓大家在配合之餘，還對政府產生一定的好感與充分信任。甚至會認為即使天塌了，一切都還是大局在握呢。

　無獨有偶的，史丹佛大學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探討「決定國家抗疫能力」的專文。首先，他認為應對危機的二分切割法，究竟是「民主」或「獨裁」政府，擁有體制創新與動員的優勢，經此一疫，已被徹底打破。其次，應對此番疫情的關鍵成功因素，政府效能；尤其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與作為配合，則至為攸關。

　最近以來，過半數的新增案例，都發生在年輕遊子身上；就一如在西雅圖被發現的第一例，是從武漢返回美國的年輕人。於六個星期之後，引發了美西地區的感染爆發。年輕游子的活動力與少部分人有意無意的隱匿病情，終將讓零星發生的家人與社區接觸，由點成面的擴散出去。

　台灣社會靠著上下一心，打出上半場的好球。可那新冠病毒展現出的變化莫測，讓老牌民主國家都面臨著惡化失控的進程。再不能允許執政者有如此大的實驗空間，尤其在過度自信之下所可能的輕忽。即使有2017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理論做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