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行世界斷髮改裝拉下衰頹滿清

乾隆朝既獎勵考據學，復大興文字獄。遂使學者絕口不言朝政，為純學術考訂，為學問而學問，捨棄經世致用之精神，徒令學術變質，不能指引政治社會前行，復不能培植正直之士，滋生貪庸無恥之士大夫，養成「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習性。

1895年9月9日（西曆10月26日），原定於廣州起義，以香港接濟未至，事洩而失敗，陸皓東等殉難。中山先生自廣州脫難至香港，9月26日（西曆11月12日），偕鄭士良、陳少白赴日本神戶，旋往橫濱組織興中會分會。12月（1896年1月），斷髮改裝，赴檀香山，留陳少白於日本。中山先生介紹前於1894年冬，在檀島結識之日籍基督教傳教師菅原傳，與少白相識。由菅原傳介紹曾根俊虎與少白。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因而結識更多日本人士。中山先生謂：「此為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至於中山先生與日本政界人士，及其民間有力人士結識，係於1896年9月（西曆10月），於英倫被難，經康德黎與孟生（Partrick Manson）奔走營救脫險後，繼續留英，潛心研究三民主義。翌年七月東返抵橫濱。8月（西曆9月）由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派宮崎寅藏、平山周來橫濱迎往東京相會，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由犬養介紹外相大隈重信，及大石正已、尾崎行雄等人相識。中山先生稱之：「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結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士如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等，對革命事業有所奔走，先後多所資助。此外，中山先生環行世界，得與各國有心人士相結交，獲得彼等之贊助。從而可知，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得力於國際人士之力，應予詳述以彰顯彼等之貢獻也。

滿清政府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八年（自清世祖福臨順治元年至溥儀宣統3年，1644至1912年清帝遜位共十主）。清代極盛於乾隆之六十年，嘉、道以降則為中衰之世，如軍備之廢弛，財用之耗斁，下情之壅遏，海內之困窮，實皆始於乾隆中葉以後。而弘曆於四十年後尊寵和珅，致官吏貪黷成風，紀綱敗壞，尤為嘉慶朝白蓮教等變亂之主因所在。

清代建立君主制度，令臣子視君主為天神，具有無上權威。為官者多為身家之謀，而唯唯諾諾，敢言者極易招禍，故無不遇事敷衍，漸養成官僚習氣。於政治負責者均為官僚習氣之人。

抑且，康熙雖倡導理學，推崇朱子，惟對朱子之「天下為己任」精神則亟力排斥，而以朱子之名，八股取士，禁士子與問滿族政治。乾隆朝既獎勵考據學，復大興文字獄。遂使學者絕口不言朝政，為純學術考訂，為學問而學問，捨棄經世致用之精神，徒令學術變質，不能指引政治社會前行，復不能培植正直之士，滋生貪庸無恥之士大夫，養成「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習性。

清廷政治之敗壞，除普用其親私外，貪污腐化情形更是每況愈下，清廷明訂鬻官價格，甚而赦免康、梁黨人之政治措施亦需行賄。

總理大臣弈劻和郵傳大臣盛宣懷，均以貪婪出名。況且，盛宣懷得獲郵傳大臣職務即向弈劻賄賂而來。因之，1895年1月24日〈香港興中會宣言〉中，對滿清之政治窳敗，陳之甚切。如：「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中山先生於英文著作〈倫敦被難記〉（譯文）中亦曾指出清廷政治專制及貪瀆腐化情形，如：「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不善自謀者。然經一番之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至官場俸額之微，真非英人所能夢及。如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眾，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俸祿，合英金六十鎊而已。所以一行作吏，即以婪索及枉法為事。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為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做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安得不貪乎？況有政府以為其貪黷之後盾，設非癡騃，更安肯清廉？且宦囊既飽，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為計之便，無過於此。……當時兩廣總督李翰章，即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官費若干於督署，是又一間接剝奪民脂民膏。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中國官場且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萬兩以充賀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三千兩。因此而富者怨，學者亦憤。以上所述，皆足以增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起事者也。」

中山先生就讀之香港西醫書院倡辦人何啟博士，在書院擔任生理學及法醫學講授。於興中會初期即協助中山先生革命，而不列名於興中會會籍。曾於1897年（丁亥，光緒13年），著論發表於香港《德臣西報》，駁斥清大臣曾紀澤之〈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曾於1887年1月《亞細亞評論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發表），後復與其友胡禮垣君，合譯為中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