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鬆貨幣政策催化貧富不均加劇？

　鑑於疫情重創全球經濟甚深，各國央行遂啟動多種寬鬆貨幣政策救經濟，但有專家學者開始擔心此舉將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覆轍，帶來所得分配更趨不均的巨大後遺症。惟就理論而言，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必然促成所得分配不均，官方及學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

　像是英國央行於2012年的研究顯示，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提升了資產價格與家庭財富，也使分配嚴重傾斜。然而，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B. Bernanke）曾於2015年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現象是否該歸咎於貨幣政策，並不易釐清；歐洲央行前總裁德拉吉（M. Draghi）於2016年提到，貨幣政策經由各種傳遞管道，可明顯降低失業率，有助於低所得的家庭，前副總裁康斯坦西奧（V. Constancio）亦在2017年指出，歐元區所得分配不均主要是長期因素所致，貨幣政策的影響力相對較為次要。

　日本學者中島誠（Makoto Nakajima）於2015年的研究則指出，貨幣政策的整體分配效果取決於四個管道：一為薪資異質性管道，即貨幣政策對不同產業部門的勞工薪資會有不同衝擊，以致影響所得分配；二為所得組成管道，即貨幣政策對不同家戶所得組成的影響有別，若寬鬆貨幣政策使投資收入及利潤增速較勞動薪資快，則會進一步惡化所得分配；三為投資組合管道，若央行持續推動寬鬆貨幣政策，進而推升各類資產價格，將有利於高收入家戶，無助所得分配；四為資產與負債效果，因擁有較多資產的儲蓄者通常比負債高的貸款者更富裕，一旦央行維持低利率，將有利於負債高的貸款者，或將有助改善所得分配不均。

　就此看來，政策執行者較傾向認為寬鬆貨幣政策未必造成所得分配不均的結果，但學界則存疑。為了釐清貨幣供給對所得、就業、物價、所得分配的真正影響，近年有許多研究將貨幣供給變化的循環性因素剔除，僅探討央行「出其不意」的貨幣供給部分，即貨幣衝擊（shocks）對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惟出其不意的貨幣衝擊甚難以衡量。

　有學者根據1969至1996年間聯準會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貨幣政策會議資料，計算其基於景氣狀況所可能推出的應變政策後，加以剔除，建立貨幣衝擊數列，並研究其與前述總體經濟變數的關係，發現寬鬆貨幣衝擊能有效提升產出成長並推升通貨膨脹率。亦有學者使用同一方法進行研究，發現聯準會提升聯邦資金利率將使產出減少、失業率上升、通膨率下降。同時，從1990至2013年間的資料顯示，聯準會升息100個基點將使以家庭可支配所得計算的吉尼係數在1年內提高1.25％並繼續上升，影響力將在第7年累積升至2.5％後漸平息。

　儘管前述只考慮「出其不意」的貨幣寬鬆衝擊，似乎有助所得分配，但央行「實際」貨幣政策對所得分配的作用管道甚多，且影響並非在同一方向。而且，許多管道均指明，實際上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較不利所得分配。此外，近期更有一些學者點出，央行的貨幣政策影響具有不對稱性，即政策寬鬆及緊縮對所得分配的效果力度並不一樣，使寬鬆貨幣政策引起的分配效果更形複雜，亦即貨幣政策影響所得分配的方向仍有待釐清。

　其實，比起傳統的理論與研究方式，寬鬆貨幣政策對所得分配的實際影響，在真實世界更容易感受得到。以今年疫情大流行後，各主要央行推出的寬鬆貨幣政策來說，雖然其讓受疫情擴散而崩跌的股市一夕反轉，並持續回升（尤以科技類股為最）。國際金價亦因資金氾濫而水漲船高，一度低迷的房市也重拾生機。這種資金氾濫推升資產價格的現象，比比皆是，從知名球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穿過的一雙舊鞋，竟在今年5月蘇富比拍賣會上以56萬美元成交，可見一斑。另一方面，雖然近期美國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也從高峰回降，但失業率回降主要是放無薪假人數減少，而非永久性工作者增加，顯示寬鬆貨幣政策推升資產價格，卻無助改善就業市場及提高薪資所得。這一結果將使得資產擁有者更加富裕，勞動階層卻無緣跟進，令所得分配更形惡化。

　要言之，央行藉由寬鬆貨幣政策激勵經濟時，應將貨幣政策的所得分配效果納入考量，否則將為了穩住經濟卻失了公平正義。誠如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 A. El-Erian）所言：「我們絕對不能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覆轍，也就是贏了戰役（對抗蕭條），卻輸掉和平（維持經濟永續成長）。」即使多數央行認為透過物價穩定可維持貨幣的購買力，且貨幣政策本身並不會干擾所得和財富分配，有些甚至聲稱，分配不均不是央行政策的結果，解決不均問題應是政府其他部門的事。但從金融海嘯後的經驗可知，解決分配不均問題雖不是央行的法定職責，卻絕對是央行不能忽視、也不容迴避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