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億美元的權貴家族財富，當紅女明星與中共高層的床笫之歡，疑似北京盛怒之下的全面封殺與反擊……最近，將華人輿論甚至大陸政壇攪動得天昏地暗的富豪郭文貴，在大陸官方的強勢反擊下，已漸露招架不住的疲態，不僅所謂高層爆料被「打假」，其雇人羅織資料利用輿論要挾北京之細節亦浮出水面。對於台灣人來說，郭文貴的演出仍是大陸近年難得一見的特別政治戲。
出生於1970年代的郭文貴，其青年創業時，正值中國大陸經濟狂飆之際，此後二三十年間，他利用與各種權力聯姻，從而躋身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然而，當中共的反腐風暴逼向他曾經的官場盟友如原國安部副部長馬建時，預知危險的郭文貴則外逃美國。最近這半年多，他海外遙控其商業帝國—「政泉系」，並在極重要的中共十九大前夕，以「老領導揭祕」等名義，以各種真假莫辨的爆料，攪動中國大陸政局和海內外輿論。郭文貴突破了人們對中國傳統商人的想像。他不同於柳傳志所一再自我提醒的那樣「在商言商」，也不像王健林說的那樣「遠離政治，親近政府」，而是深陷權力的遊戲中樂此不疲，直到能量「通天」變為「捅破天」。在可預見的未來，郭文貴與中共高層政治這番博弈恐難有平穩收局之可能。
回首中國經濟三四十年一路狂飆，郭文貴的出現與發跡、盛極一時乃至淪落異國，有家不能歸，都並非偶然，而是帶有種種深刻的時代烙印。於中國商人群體而言，從最初的中國企業界亂象，到對「原罪」的反思與爭吵，再到今天在中共反腐風暴中一個個「野蠻人」出問題，無不令人唏噓，更發人深省。
改革開放初期，誰佔有了資源，誰就會賺取超額的利潤，對於這些資源的爭奪使很多民營企業家背負了「原罪」。從怒斥「野蠻人」，到點名「資本大鱷」，讓不少「先富起來的」中國企業家如坐針氈。
郭文貴就是一個門外的「野蠻人」，回首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企業家，大浪淘沙，一代代地淘，多少企業家倒下，淘到現在還在舞台上堅持20年、30年的企業家還大有人在，「野蠻」並非他們的符號。
野蠻人的商業「政權」
「野蠻人」、「資本大鱷」現象都不是個案，但運用粗暴的不正當手段持續獲取巨大利益的郭文貴絕非簡單的企業家「原罪」問題。如今已經被「通緝」的郭文貴依然無比聒噪，他所謂的爆料，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目的無外乎保命保錢。
一會兒叫囂著爆「老領導」的料，一會兒又炫耀自己跟所謂中共高層的私交，一會兒又跟海外民運人士「勾勾搭搭」試圖搞出一些事來，自以為擾亂了新聞界的視聽，自以為擾得中南海「不得安寧」，但更多看到的人也不過只是樂一樂，當成茶餘飯後的笑話，因為「鉅額資產」、「女明星」、「轉移資產」，總是能滿足人們的八卦心理，除此之外，有多少人去相信？
郭文貴一再宣稱，他的爆料是為了中國的民主。但如果梳理他20餘年的發家史，可以發現與他說的恰恰相反—郭本人並不相信民主和法治，他與這個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透過權力和金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勒索和謊言。他的人生是由巨大的反差構成，貧窮的少年時期與坐擁鉅額財富的中年時期，缺乏系統教育卻需要不斷面對「灰色」的社會，相信權力的同時又憎恨權力，對於自己的財富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一切構成一個「多面郭文貴」。
正如他將自己的企業命名為「政泉（諧音政權）控股」一樣，從底層起家的郭文貴有著自己的一套人生信條，即不信奉規則與法律，毫無敬畏之心。他熱衷權力與關係網，迷戀構建商業政權。所以當他有能力時，會用盡一切手段捆綁權力。
郭文貴最得意的項目莫過於地處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旁的盤古大觀，時任北京副市長劉志華因該項目被郭文貴舉報落馬，央企保利只能吐出到手的「肥肉」。隨著郭文貴的「發達」，是與之有染的官員不斷落馬。2002年，原河南省交通廳黨組書記、廳長石發亮被雙規；2005年，原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傑被雙開；2015年，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接受組織調查；2016年，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接受組織調查；2017年，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席項俊波接受組織審查。其間郭文貴曾四次逃往海外……有媒體將郭文貴稱之為「權力獵手」。
其實，在當他失去馬建這樣的「獵手」之後，便「故弄玄虛」地試圖向世人展示，自己仍然是與權力牢牢捆綁在一起的。2015年3月，當他與財新總編輯胡舒立紛爭引發外界關注之際，大陸微博便曝光「某位領導和郭文貴、李友私人飛機出遊」的照片。照片中「某領導」面部被打馬賽克處理。一天時間，該貼文被轉發3,000餘次，評論逾千條。網民紛紛猜測這「某領導」是誰，甚至很多人猜測是王岐山，而認為郭「權力通天」。
這正是郭文貴想達到的目的。後來這名「高官」真實身份被揭露—前北京大學校長王恩哥，是一個並不擁有實際權力的校長。同樣的手段也被郭文貴一再使用。在郭的口中，他的爆料很多來自於某位「比天還大」的「老領導」，但是「老領導」是誰，他卻從不示人。
對郭文貴的性格進行剖析，可以發現其最突出特點，就是為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方法。當2013年前，他在大陸擁有鉅額財富以及還得到中國安全部門官員庇護時，郭文貴的手段是「借用公權力」。當逃遁到美國，財富縮水、政治靠山倒台時，他為了達到目的，最頻繁使用的手段就變成了「虛擬公權力」。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中「創造」出龐大的「權力網路」是其最大發明。
郭文貴絕對是個奇葩，像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多，但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政商關係，在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雜草叢生，確實滋養了不少「野蠻人」。
周永康，中共中央原政法委書記，改革開放以來首名被調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級別官員。隨著周永康案調查的展開，多達300多名與之相關的人列入被調查名單，包括眾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成都國騰集團原董事長何燕、成都高投集團董事長平興、四川金路集團董事長劉漢等。
2013年，江蘇省南京市黨委原副書記、市長季建業被查處，受其牽連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蘇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蘇州首富朱興良、吳中集團董事長朱天曉、蘇州美田集團董事長高琪等。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號「學習小組」曾在一篇考據氣息濃重的短文中，引述了習近平一段有關「在中國要警惕權力遊戲」的論述。習近平說，「每一個權力中心的周邊，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因為接近權力中心，得以壟斷資源，獲得巨大的利益。他們可能是權貴階層，也可能是『白手套』，他們遊走在邊緣，與權力完成合謀。」
「亂世」出英雄
但「野蠻人」並不是中國企業家的代名詞。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刻畫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這個假想的社會中，獨裁者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人性被強權徹底扼殺，自由被徹底剝奪，思想受到嚴酷箝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極度貧困，下層人民的人生變成了單調和乏味的循環。而真實中國的1984，呈現商業力量的初興，一切看上去生機勃勃。後來這年被稱為中國「企業家元年」。
1984 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在廣州補寫「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評語。同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被正式提出。1984年是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後，大陸全面達成共識的一年。制度創新更為關鍵，承包制和雙軌制就是在1984年前後建立的兩大基石。
1982年提出的「價格雙軌制」試圖對原材料和終端商品的價格調控以牽住改革的「牛鼻子」，豈料各種權力尋租、倒買倒賣滋長蔓延，權貴資本興起的同時，體制外的商業活動也因此獲取資源而蓬勃興盛，萬向、美的、希望等民營企業乘機而起。在供不應求的計劃經濟的時代，國有企業因為資源短缺而危機深重，市場機制催化深化改革。
從中國商業史的角度看，1984年是最重要的年份：魯冠球（萬向）、何享健（美的）、吳仁寶（華西村）等「史前創業家」完成從農民向企業家的轉型；以劉永好（新希望）、曹德旺（福耀）、李書福（吉利）為代表的鄉鎮企業家開始野蠻生長；柳傳志（聯想）、張瑞敏（海爾）、王石（萬科）、趙新先（三九）等體制內邊緣人下海創業；馬雲（阿里）、史玉柱（巨人）、俞敏洪（新東方）等第二代企業家在大學校園待時而飛。這些人如今仍以企業家教父的形象活躍著。這一代企業家具備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險精神，不願按照既有的軌跡生活，不斷衝破體制樊籬，從政治大氣候中嗅到變革的節奏。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中國的經濟學者們已經為經濟改革找到了理論依據，也論證了「掙錢不可恥」的道德邏輯。此時，中國的價格雙軌制也走到了尾聲，市場經濟的大幕拉開，誕生了一批傑出企業家，叫「九二派」。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中國誠信公司董事長毛振華等都是代表人物。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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