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長陳良基於5月中在臉書發文表示，台灣必須留意長期科技競爭力，陳良基指出產業必須隨科技進步而轉型升級，產業轉型升級必須有大量的創新活動，這些需從前端的校園人才開始培養，對比條件相近的國家，台灣是唯一在基礎科研往下的。另外，這次伴隨中美貿易戰而來的是技術競爭的議題，如美國對大陸華為的制裁，在新一波「科技冷戰」下，技術與創新如何自主，成了企業最關心的課題之一。也因此，研發與人才，成為討論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點。

台灣目前產能仍以製造業為主，未來的轉型方向應該將是在原本的製造業基礎上發展智慧製造、高端科技。但要達成如此目標，科研與人才是重要窗口。但目前台灣人才外流與科技研發產量的下降，已成為長期競爭力的隱憂。

隱憂：人才外流、科研生產下降

根據科技部統計，台灣科研文章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的論文發表數量相對低之外，近10年也呈下滑趨勢。再將視角放到設計發明成果，據統計，台灣本國人申請專利件數近10年也呈下行狀態。

除科研產量與專利申請的下降外，人才培育也是產業轉型的另一座基石，但台灣青年赴海外工作的人數逐年攀升（見表2）。創意與技術能力也隨著人才的外流而流失，這也將讓台灣生產力隨之低落，人才的流失，對台灣長期經濟發展不利。

留才政策收效有限

今年1月底，陳良基在科技部年終記者會中談到台灣科技產業停滯問題時指出，科研人才外流的原因在於待遇不佳，科研環境低薪問題未能解決。近年政府也為此透過相關政策，試圖留住科技人才，包括自2018年教育部推動科研「玉山計劃」提升學者待遇，科技部也逐步調高科研計劃主持費用，逐步改制彈性薪資，希望透過較高薪資來留住科研人才，但從實際結果看，效果有限。

除了科技部的發難之外，台灣企業老闆也紛紛慨嘆在新時代對新科技的需求之下，台灣找不到可用人才，以致企業得從頭開始培養，顯示人才培育貌似存在產學間的斷層。企業界強調的台灣「五缺」之一，便是缺人才，並呼籲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建議深耕校園，與產業俱進，培養可用之才。

不過，人才短缺與培育問題，將責任都歸諸政府並不公平。長遠來看，台灣科研人才的外流，不是光靠政府就能解決。從實際研發經費的支出比例來看，企業的角色其實特別重要。

企業文化影響大

根據科技部近十年的統計，台灣科研經費來源主要由企業與政府兩大部門支撐，特別是企業，占全國科研經費達74%，政府則佔24%，其他機構則佔2%。因為科技研發人才終需為企業所用，因此，除了政府，企業的重要性不可小覷。

除台灣內部情況外，將視角轉往全球投入科研發展狀況，全球各大高科技企業投入在研發上的經費逐漸提高。以近日因美國制裁而受到矚目的大陸科技公司華為為例，他們認知到，研發是壯大企業與掌握產業發展的關鍵，因此對研發採高投入做法。根據2019年歐盟發佈對2018年全球2,500家企業工業研發經費統計報告中指出，華為的研發投入為113.34億歐元，排名第5。此外，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最新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範圍內專利持有量公司排行中，華為以14,605件，位居第7。以華為為例，投入研發高，同時也不斷持有專利，正是企業的重要策略。

此外，依據同一份歐盟報告數據，也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台灣在全球的工業科技公司有99家，高於南韓的70家；但台灣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是1,540億歐元，還少於南韓的2,880億歐元。從台灣的整體狀況與全球相比，台灣企業對於研發的投入似乎不足。

根據經濟部2018年公佈企業研發投入的統計，報告指出，2017年台灣製造業上市櫃公司研發經費為4,165億元，年增5.3%，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業（占58.1%）、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占29.2%）。從統計上來看，研發經費的投入仍屬台灣科技產業龍頭的台積電799億元新台幣居首，但居次的聯發科便有很大落差。

從台灣企業投入研發的經費統計進一步思索，台灣科技產業輝煌的成就在於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宏碁、華碩、明基與宏達電都曾自創品牌，但也紛紛衰落。目前名號較響亮的台灣品牌只剩台積電、聯發科與大立光等，靠1980年代辛苦建立的科技老本支撐，這也導致台灣目前科技產業的尷尬景況。企業衰退除台灣大環境不佳之外，企業經營與內部文化也必須反省，而創新力較弱，可能是造成難以成長的重要原因。

台灣企業在經營策略上，為增加獲利並縮減成本，通常要求工程師增加產能，因此對前端研發創新相對投入較少。但企業經營的價值與營運策略等企業文化對於人才培育與研發創新至關重要，換句話說，企業在經營時如何看待人才的價值，如何看待新創技術的研發，甚至於願意提高人才的薪資待遇，並思考人才與企業未來互相聯繫的問題，在在影響整體人才培育的土壤。

須重視基礎科研

此外，從另一個面向研發類型來看產官對於研發經費投入單位，企業部門花近八成的比例在製程、系統的發展上面，而較少花在具備理論性與研究性的基礎研究上；而政府雖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技術發展上的經費分配較平均，但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相對仍少。

基礎性研究作為最上端的工作，其型塑抽象的概念知識，對構建認識世界的科學思維與方法相當重要。例如100多年前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使人類對於時空、重力獲得重新認識，除了改變文明，也為世界創造另一種價值。如果將科研的軸度拉長來看，除了在技術研究與應用研究上投入之外，對於科學的理論研究，也應做策略性投入。

一個實際的警惕案例是，美國在2018年發佈禁止國內企業對大陸中興通訊銷售零件，「中興事件」一度對大陸造成震撼，除了意識到對美國工業成果過度依賴之外，也開始反省過度重視科技應用，但基礎科學研究薄弱的問題。於是，如騰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就公開表示，從中興事件反省到，行動支付再先進，沒有手機終端、晶片和操作系統，競爭實力也不足，因此考慮未來藉助其他產業力量，來支持基礎科學研發。

大陸業者所思考的危機，對於台灣也有警示作用。長遠來看，如果要促進產業創新，脫離傳統加工、代工的產業型態，基礎科研的發展必須要被重視。

扶植科研人才 產官學皆有責

綜上所述，台灣科技發展與人才的培育應該建立在政府、企業與學研機構等三方緊密配合的架構下運作。

從政府的角度看，在創新知識研發與人才培育上，科技部或許可以扮演領頭角色，與國發會產業政策配合，突破官僚體制的界線，整合教育部、經濟部等相關部會職責，在基礎研究上作努力，以弭平產學落差的鴻溝。

於企業則應從產業新創與營運的長期規劃出發，對於關鍵技術進行研發投資，也須投入成本，培養所需人才；企業再將落實的經驗反饋給學校和研究機構，形成知識，再由學研單位以企業實戰經驗為基礎，教育學生，甚至提供科學理論研究的基礎，如此形成有機的產學合作循環。

不過這不是立即可以看到效果的工程，但值得投入心力去做。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爾澤克（Frank Wilczek）曾表示，研究是一項長期投資，且難以預測何時能取得成果。因此，需要從一開始就為青年提供支持，為他們著眼於未來進行遠期規劃，為他們鋪就一個「從搖籃到機構」的漫長科研能力發展之路。

研發投資這條路或許漫長，短期不易看到成果，但政府與企業若願花心思與成本投入，將能打造台灣產業穩固發展的屏障與基石。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