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業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經濟引擎，它的開放與監管，有序與風險，成為當下中國最值得聚焦的時代縮影。

繼去年年底宣佈的放寬銀行、證券以及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實，2018年4月10日的博鰲論壇演講中，習近平還表態要加大開放力度，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如此大幅度放寬市場門檻，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化的旗手。

中國大陸如今的金融開放和其他行業一樣，都是起源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當時中國大陸在政治上面臨長期政治運動後的執政危機，經濟上存在持續計劃經濟體制所帶來的發展瓶頸，鄧小平藉此天時地利，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中國大陸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大體上經歷了五個階段，1978年至1993年為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起步階段；1994年至2001年為金融業開放迅速發展階段；2002年至2008年為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階段；2009年至2017年為反思與防範金融風險的階段；第五個階段就是以2018年習近平博鰲講話為標誌，象徵今天中國大陸金融業進入了全面開放，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階段。

1978年至1993年：探索階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改革開放起步。從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到鄧小平九二南巡，中國的金融開放主要圍繞著引進外資。這一改之前毛澤東時「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保守政策，也打破了當時中國貧窮且缺乏市場經驗的局面。

這十多年間，中國引進外資方式從舉借外債到招商引資，外商投資形式從「三來一補」到「三資」企業（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三種企業），外商投資平台從深圳蛇口工業區到五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經濟特區，再到14個沿海港口城市—隨著利用外資的金額不斷加大，範圍不斷擴張，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大陸第一步的金融開放也在不斷前進。金融開放為中國帶來顯著的紅利，也使得中國大陸政府切實意識到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地位。

這階段有三個標誌性事件：一是日本輸出入銀行1979年在中國設立代表處，拉開大陸金融業對外開放序幕。同年7月中共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創辦經濟特區，從1981年7月開始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經濟特區設立營業性機構試點。二是1982年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日本東京發行100億日圓私募債券，啟動了中國證券融資的國際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相繼發行B股、 H股、 N股和S股。投資者為境外法人或自然人，標誌著中國大陸證券業開始對外開放。三是1990年8月，上海浦東成為中國大陸除經濟特區以外率先獲准引進營業性外資金融機構的沿海開放城市，從此外資金融巨頭紛紛涉足上海。1992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開業，標誌中國保險市場對外開放起步。

此過程中，大陸經歷了政治氛圍的左右搖擺，中共高層也受到蘇東巨變的影響，意識到經濟發展對維持政權的迫切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以南巡講話為契機，繼續推動改革開放，同時還提拔了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員，其中包括下階段金融開放的推手—朱鎔基。

1994年至2001年：起步階段
從1994年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併軌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中國金融對外開放進入市場化、國際化階段，也是朱鎔基從上海進入中央，陸續擔任中國央行行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的階段。這一階段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中國積極吸引外資進入。

1994年1月1日，中國大陸官方宣佈了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併軌，3個月之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成為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從而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問題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1994年8月，北京等11個內陸中心城市宣佈允許外資銀行設立營業性金融機構。1996年12月1日中國建立新的外匯體制基本架構，正式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隨後中國央行宣佈向外資銀行開放對外資企業及境外居民的人民幣業務，中國銀行業進入了開放本幣業務的新階段。

1998年以後，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外資金融機構的在華發展出現短暫的結構性調整期。但是中國大陸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仍繼續穩步推進。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加快「入世」談判的步伐，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為了因應外資銀行的大規模進入而開始了艱苦的制度改革等準備工作。到了2001 年 12 月 11日，中國大陸才正式加入WTO。

這一階段中國大陸金融開放的主調十分清晰，就是貫徹落實1993年底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它突出表現為1995年建立了中央銀行制度，將原有的四大國家專業銀行轉變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並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增強了貨幣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透過這一階段的改革，基本形成了中國的金融組織體系。

2002年至2008年：全面融入全球化階段
這一階段，中國大陸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大陸開始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承諾，並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金融的競爭與合作。這為中國大陸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成為新一輪金融改革的動力。

2003年9月始，中國國務院對國有商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革。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經歷了國家注資、財務重組、股改、掛牌、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上市等基本步驟。五大銀行中的建行、中行、工行和交行先後在香港和內地上市。隨著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穩步擴大，中國大陸政府對更多的海外金融機構開放市場。數據顯示，僅在2006年底，就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74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283家營業性機構，同期的中國大陸外匯存底也突破了1兆美元的歷史關口。

與加入WTO之前相比，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發展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資銀行、證券公司從過去的業務合作轉變為以參股、入股的名義進行股權合作的形式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規範作用，大大地推動了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和創新，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金融業監管水平的提高。

2009年至2017年：反思與調整階段
伴隨著2005年至2006年的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及「次級房貸」與可調整利率貸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的高違約率，以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破產事件為「標誌」，許多金融機構客戶損失慘重，進而演變為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迫使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推出「4萬億」人民幣刺激計劃因應，也讓不斷學習西方金融經驗、開放市場的中國政府開始反思。為了讓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贏得更多時間，緩和金融市場開放可能對國內金融業帶來的衝擊，並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的安全，中國延續了漸進式的開放模式，也成為後來西方國家批評中國「違背」WTO協議，未進行全方位金融市場開放的主要「證據」。

但是在這時期，中國大陸並沒有停止金融市場開放的腳步，只是相對緩和。例如，2015年中國央行推出RQDII機制；債券市場2014年11月建立滬港通，深港通2016年12月啟動；2017年7月2日，香港與內地「債券通」上線。2018年3月20日，菲律賓中央銀行在中國債券市場發行熊貓債。

當然，因為金融海嘯的影響，大陸政府始終保持著謹慎態度。尤其是2015年年中至2016年發生的A股市場暴跌，促使習近平和其執政團隊開始了一場長期防範金融風險的「戰爭」。2016年開始，習近平多次召開決策層級的會議，強調打好防範與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要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伴隨著中共高層會議的不斷釋放信號，針對金融監管官員的全面反腐整頓亦吹響號角。以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為代表的一批中國金融官員落馬。「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思維再次體現在中國金融開放過程中。

2018年起：金融業全面開放階段
反思與調整期之後，以習近平此次博鰲論壇講話為標誌，中國政府未來將會取消絕大多數的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限制，實現金融業的全面對外開放。

就在博鰲論壇開幕的第二天，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宣佈2018年中國擴大金融開放的一整套措施，其中就有「爭取於2018年內開通『滬倫通』」。這是中英雙方2015年啟動滬倫通可行性研究以來官方第一次明確開通的具體時間。而備受外界關注的中國原油期貨於3月26日掛牌交易。可見，2018年將是新一輪中國金融業全面開放的「元年」。

梳理大陸金融業開放40年步伐，縱觀中國改革開放的興衰，中共展現出一種強烈迥異於西方觀念的治理思維。同樣是金融開放，在白宮和多數西方政府看來，中國應該一步到位，徹底打開所有市場，但是中共要走的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開放，是一種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開放。

在中共高層看來，金融業關乎國計民生，如果貿然完全放開市場，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是「災難」。因此他們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但是對中國金融業進行「有序的開放」和「有限的監管」。直到最近兩年，中共高層認為大陸金融業已經做好了準備，於是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世界看到了習近平宣佈中國全面放開金融業市場這一幕。

1993年中國政府發佈《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設立明確的改革目標、確立了中國金融業「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後，之後20年中國大陸金融開放就一直延續這份文件進行探索與落實。清晰的、不因中央領導層調整而改變的頂層設計，長期的、不因一時得失而改變的強大執行力，這個特質既是中國金融業40年開放之路的成功經驗，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縮影。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