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港兩地經營科創企業的黃卜夫，談及今年10月特首施政報告提及的企業首200萬港元利潤減稅至8.25%時說，「盈利減稅可以幫助企業，但首先你得有盈利啊！」他指出，「香港稅率原本已經很低，為什麼大家還是北上？因為香港科創者面對的最大難題不是政府對企業利潤徵稅多，而是科創企業根本不能盈利、無法生存。」

誠如黃卜夫所言，近年香港科創企業因本地創業環境不佳而揮師北上已不是新聞。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汪滔在2006年創辦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大疆無人機名噪一時，被視為香港本土新創企業之表率。後因人力成本高、難找人才等原因，將公司遷往深圳。

香港名校林立，但很多大學教授因在港找不到研發對象，缺乏研發動力，紛紛跑到深圳找尋課題。在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香港的教授承擔科研項目近60項，總經費逾人民幣1億元，十餘位香港教授在深圳建設自己的研究中心。他們為何選擇深圳？或許，我們更要問的是，當李嘉誠一代漸漸老去，香港下一代實業骨幹在哪裏？

在港創業的四大絆腳石

10年過去，如今的大疆在深圳發展順風順水，客戶分佈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反觀香港，新創企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一直未能有好轉。2017年9月，創科香港基金會發佈《跑贏智能時代》香港科技創新創業白皮書，細數香港新創企業「死因」—「人財兩空」：既要承受高成本和低投資的雙面夾擊，又難以在本地找到人才。

由於香港樓價和房租居高不下，香港新創企業成本近年來水漲船高。據國際開發地產服務商第一太平洋戴維斯（Savills）發佈的最新研究報告，香港創業成本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紐約，平均員工成本76,756元英鎊。而另一方面，新創企業的創辦人又難以在本地找到適合的投資人，公司隨時斷水斷糧。這主要是由於香港投資人更願意在金融、地產等發展成熟的傳統行業投放資源，認為新創企業風險太大。

具體來看，這有四方面的問題。首先這是香港的產業結構和文化決定的。香港迎合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大分工帶來的製造業紅利，以及隨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在製造業已經基本遷移到內地的背景下，香港依靠金融業和服務業創造了亞洲奇蹟。而這使香港產生了一個龐大的食利階層（意指貸放款業者），階層固化現象明顯。資金都沉澱在土地中而不是成為創業資本。以資本為主，金融業發達，人們都對資本充滿渴望，大量的資金用來炒房地產、買股票，沒有流入到實體經 濟，更進不到創新創業群體。

有在陸港兩地經營新創企業的港人向本刊透露，在香港關注新創企業的風險投資非常有限。《全球創業觀察（GEM）香港及深圳研究報告2016-17》也顯示，銀行和私募創業投資者對新創企業的支持方面，深圳均較香港為多。其實香港不缺資金，但是大部分資金都是流入到了地產當中，沒有形成鼓勵風險承擔的風險投資文化。

第二個問題是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香港優勢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個潛台詞，是壟斷性比較強。香港七分之一的私宅物業、70%的零售市場份額、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場份額最大的電器連鎖店和香港的主要電信及行動通訊營業商都是李嘉誠旗下產業。換句話說，在土地、電信、水電、天然氣等多個領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權。這種壟斷導致香港創業還停留在李嘉誠這一代。這也造成了縱然香港第一時間就能用上歐美主流互聯網產品Google、 eBay、YouTube、 Facebook、 Gmail等，但香港出不了「淘寶」，不會有創業英雄。

第三個問題就是，香港人的主流發展路徑是讀名校成為投資銀行家或者律師，而創業被視為一種不可靠的行為。不少新創企業主營業務都與科技創新相關，需要理工科專業的學生。但由於香港一直以來都面臨產業單一化問題，不少相關專業學生為尋求出路，一畢業就投入金融、保險等領域工作。而第四個問題是香港政府長期在英國政府管理下形成的官僚隊伍，行政能力雖很強，創新能力不足。在科技創業方面支持力度更是不足，比如香港創科局的成立，都因政治爭拗而拖延了三年。

深圳科創火爆 有何祕訣

與香港新創企業略顯低迷的狀態相比，深圳創業氛圍可謂熱火朝天。特別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新創企業更是活躍。在位於華強北的深圳創客中心就有因看好深圳創業環境，從香港搬到深圳的新創企業。黃卜夫創辦的易視智瞳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代表。

黃卜夫的公司專門做工業設備自動化，考慮將公司從香港搬至深圳，是因為深圳不僅租金較低廉，而且當地政府為鼓勵科技人才來創業，在香港要4個月才能辦好的進場手續，在深圳只需3天時間。另外，由於大陸內地產業生態較好，關注科技公司的投資人較多。黃卜夫從與投資人第一次溝通到拿到投資合同，只花了7個星期。另外，與北上廣相比，深圳對高層次人才的態度不僅更加開放，而且提供諸多優惠政策，幫助科技人才在深圳安家落戶。

例如，為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深圳市2010年底推出「孔雀計劃」，被納入該計劃的人才，可享受80萬至15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補貼，並享受落戶、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優惠待遇。另外對於引進的世界一流團隊，深圳市給予其最高8,000萬元人民幣的專項資助。據深圳市政府統計，該市已透過這一計劃引進近2,000名海外高層次人才。以2016年為例，深圳引進的632名人才，專業涉及生物化學、電子資訊等，其中八成擁有博士學位。

而反觀香港，目前優秀人才引進項目除提供香港公民身份外，暫無其他配套優惠政策。再加上近年來陸港矛盾導致各類社會風波不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要開放吸引科創人才、特別是中國內地人才的相關政策，恐怕並非易事。

調整產業結構 為青年爭取未來

香港創業難所反映的深層次問題，就是產業單一化、空洞化，以及現有傳統行業的高度壟斷。今年10月份林鄭月娥發佈的首份施政報告，再一次暴露了港府不敢真正觸動既往的政商關係，依舊深陷於短視的「派糖」思維之中。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下，普通年輕人幾乎完全喪失了向上流動的空間和機遇。

近年來香港社會爭拗不斷，在這些風波中，年輕人往往衝在最前線。青年群體似乎出現越來越多的情緒宣洩。其實這一現象的背後，就是年輕世代因為看到了一個沒有出路的現實，從而對未來產生的深切焦慮。情緒化口號的背後，他們真正渴望的是一個更加公平公義的社會經濟結構。

雖然在一次次的爭拗中，憤怒的年輕人終歸要散去，但這些大學生和職場新鮮人究竟會走上怎樣的道路呢？是否仍然和他們過去十幾年的前輩一樣，做著按部就班的工作，數十年只為一方小小的公寓？如果是，這就會是一個死循環！

故此，港府必須將創業難問題放置於整個香港社會產業調整的視野中去考慮。互聯網產業帶動的新一輪科創浪潮方興未艾，與中國大陸相比，香港相關產業發展已經缺席多時，產業結構亟待調整，不應繼續蹉跎。港府應及時利用毗鄰中國大陸的地緣優勢和本地資源，重塑優良創業環境。譬如，港府可思考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推進，令陸港兩地產業優勢互補，特別是協調兩個經濟體系在創業方面的政策，為新創企業開展跨境合作和營運提供有利條件。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