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與多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經濟體比較，或是從台灣內部社會不同階層的教育負擔比例來審視，都顯示台灣的「高學費」問題正日益嚴重。影響所及，不只是教育機會的不公平。隨著教育支出的成長，不僅會使中下階層家庭原先就拮据的生活變得更加難以為繼；也同時壓縮一般中產家庭的其他消費支出，惡化消費內需不足所導致的經濟停滯問題。

台灣的大學學費並非一般大學校長和教育部官員所說的低廉、便宜，為什麼？撇除美國、英國兩個以高學費聞名的國家，還有在OECD教育統計資料中，學費高居排行前幾位的日本、南韓；在國際上，仍然有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是以公立學校為主，並採低學費或免學費政策的，如芬蘭、瑞典、德國等。

當大學成了「學店」
而台灣呢？根據教育部2017年的統計，扣除宗教研修、軍警學院及空中大學，台灣大專校院共157所大學，其中107所大學是私立大學；大學生總數約107萬人，公立大學生約29萬人、私立大學學生約78萬人。而台灣有七成學生就讀學費高昂的私立大學，對比家庭和勞工可支配所得的倒退，不難理解學費問題對台灣民眾而言，是高額且日漸沉重的負擔。

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主要是仰賴私立學校的擴張，來滿足民眾獲得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回顧台灣私立大學的發展，私校雖必須建立在「捐資興學」和「非營利」的法律框架中，但在台灣，要私立學校靠著創辦人或董事會捐資來維持學校運作，並非常態，不少私校的董事會自視為學校「股東」，並以「投資辦學」的思維來「經營」學校。

此現象可從私立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必須高度依賴學生的學雜費的情況，得到驗證。台灣多數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往往超過整體收入比例的五成、政府補助則佔二成到三成，換言之，台灣高等教育基本是靠著學生和家長辛勞賺取的血汗錢所支撐起來的。

從高等教育成為私立學校及學校主要收入來源是學雜費這兩點，凸顯出台灣高等教育極度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台灣民眾逐漸不把大學視為「非營利」或「公共服務機構」，也是台灣人常常將私立大學和「學店」畫上等號的原因，因為大家心知肚明，對多數私立學校的「經營者」而言，大學不過是一門具租金性質的寡佔生意。

沉重教育費用 拖垮家庭生計
把教育成本從政府轉嫁到個人負擔的趨勢，自90年代中期，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學費政策逐步去管制後，也開始發生在公立學校中。公立學校學費，從1998年到2017年，近20年來大幅攀升約43%，目前每年學費平均新台幣5.8 萬元；而私立大學的學費原本就是公立學校的2倍，20年來，私校學費上漲約24%，目前每年學費約10萬元。若是資訊、理工以及新聞傳播等科系，年均更達12萬元。

當家庭越來越難以負荷高額教育支出的情形下，青年只好透過延長打工時數以及辦理學貸，來緩解就學時的經濟壓力。雖然官方未針對大學生打工的人數和時數進行過專門統計，但從民間人力銀行的統計資料，一定程度反映出大學生打工人數和時數的成長趨勢。

背學貸上路 輸在人生起跑點
以一名就讀台灣私立大學，背負50萬元學貸的大學畢業生為例，步出校園後，有長達8年的時間，每月必須從微薄的薪資中扣除約5,455元來償還學貸，也就是每月可支配的薪資所得，只剩23,000元左右。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016年的統計，全台各縣市平均的「每月消費支出」是新台幣21,086元，在台北市更是高達28,476元。換言之，大多數青年的薪資扣除學貸費用後，已所剩無幾，僅能支應每月的基本生活開銷，更難在號稱「天龍國」的台北市生活。

高額的就學成本，不只左右年輕人在選擇科系上適性學習的空間，他們的打工時數被迫延長，也會影響求學時的學習效果。畢業後，在低薪和償債壓力下，又迫使青年面對收入拮据的窘境，而維持社會穩定再生產所必需的「成家立業」以及「生兒育女」人生規劃，都成了難以實現的「夢」。

總統蔡英文曾於2018年1月首度出席「全國大專校長會議」時表示，考量到青年低薪問題，為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已請教育部研議「調降學貸利率」。長年以來，教育部和各大學校長，為獲取調漲學費的正當性，都承諾會提供「助學計劃」保障經濟弱勢學生，給予他們「實現夢想的力量」。

然而，調降學貸利率或針對中低收入的助學方案，表面上雖緩解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實際卻間接迴避「高學費」問題本身，而正是因為政府無力投資，提供學費合理或低廉的大學教育，導致越來越多學子，在學費攀高的壓力下，需要申請學貸或仰賴補助才能就學。

此外，實務上給予經濟弱勢學生的生活助學金，也並非是「無對價關係」的支持。根據教育部官員的說法，為了不致讓學生養成「不勞而獲」的心態，學生取得該筆補助之前，必須進行一定時數的「生活服務」。許多學校甚至藉由弱勢學生所提供的「生活服務」時數，來填補校內行政人力，減少聘雇職員的人事成本，也規避在勞雇關係下，依法須為學生投保的勞保費用。

有關學費問題的根本討論應該回到「究竟由誰來承擔教育成本」的問題。從教育是公民的基本社會權利來看，如今，大學教育已被視為是免費或應由政府大力支持的低學費公共服務，以保障每一位公民平等就學權利，不應受經濟條件限制，而被拒於校門之外，這樣的保障原則，可說是社會進步的文明表現。

免費教育 可能的政治選擇
台灣有沒有可能做到免學費，讓大學教育全面成為「免學費」的公共服務？從財政角度上，只要政府對內願意正視經濟成果分配上的不公平，以經濟體質而言，要讓教育朝免費方向邁進，並非遙不可及。從台灣內部的經濟情形來觀察，20年來的經濟不是沒有成長。根據中央銀行2017年的報告，台灣自1998年至2017年平均的經濟成長速率為3.8%，然而勞工、民眾普遍都無感的最大原因在於，經濟成長的果實並未公平地分配給勞工，也未能透過財務重分配的方式，將資本利得投注於社會再生產，例如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公共投資之中。

有人可能會說：「大學不是義務教育！」或「能夠提供給所有人免費的大學教育和醫療是很好，但這些都只是夢想，我們負擔不起，這是我們必須順應的殘酷現實。」鑒於此，以研究「分配不公平」聞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低成長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一文指出，大學教育除了是公民權利外，更關乎一個社會的「公平分配」，免費的教育和醫療是一種「政治選擇」，畢竟能否負擔得起免費教育，很大程度取決於執政者是否重視教育及經濟公平。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政亮認為，看待學費問題時，不能只局限於教育的視角。大學不是獨立於社會運作的象牙塔，大學場域發生的一切，都與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緊密相連。例如大學生以及年輕人面對的高學費、教育成為昂貴「商品」的問題，背後涉及經濟分配結構的不均、貧富差距以及資本利潤和權力的無限制擴張。

1980年代後期，台灣在解除戒嚴的歷史時刻，「反威權」的政治社會基礎下，弱化「國家權力」成為當時社會的高度共識，各種領域上的「自由化」成為社會改革的關鍵訴求，不只是在經濟、政治，連教育領域也不例外。社會一方面以「自由化」的論述對抗黨國威權，同時也接受了當時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並以「自由市場」為主要內涵的「自由化」觀念。

陳政亮強調，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高等教育應全面「公立化」，並透過政府的公共投資，逐年降低學費，甚至免學費。一個社會能夠讓更多人就讀大學並不是壞事，問題的重點在於，能否提供好的教育品質。台灣高教擴張所衍生的問題在於，政府的教育資源並未相應提高，而是將成本轉嫁給個別學生和家長。政府應該認知到高等教育作為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大學不僅是培養適格勞動力的培育機構，同樣也是培養公民素養，且引領社會進步和經濟創新潛能的公共機構，更是民主社會基礎建設的核心部分。

美國高學貸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及對經濟復甦的拖累，史迪格里茲曾向美國社會提出忠告：「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承擔得起縮減不公平的代價，而在於我們是否能承擔得起不這麼做的代價。」如此當頭棒喝，對於那些凡事總向美國看齊的大學校長，及掌握權力政治人物而言，或許是應深刻省思的問題。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