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已經戒菸斗戒了許多年，但他話講久了還是多少容易累，就像他總開玩笑：「英雄氣短」，先生說到累了，有時總費勁，氣喘吁吁地。
怎麼說，他也是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了，原本說好只做三十分鐘電話訪問，然而余英時心軟，題目尚未問完，他就不喊停。這位曾獲「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中英著作近六十本，論文四百餘篇的歷史學者，抖擻著精神，將話題一個接著一個聊了下去。
數十年書寫歷史不輟
半生回憶錄 點出跨時代中國變化
他近年磨出了一本《余英時回憶錄》，最近在台灣出版，這本書的構想，源於二○○七年廣州記者李懷宇訪問余英時留下的訪談錄。李懷宇本來想寫的是「以余英時人物生平為中心的口述自傳」。
回憶錄就和余先生的年紀一樣，跨度悠長、縱深精微，他從七歲有系統記憶時開始寫起：那是對日七七抗戰，余英時回到安徽潛山鄉下的一九三七年，一直寫到他赴美到哈佛大學拿到博士的六二年。
然而就像「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說過的，余英時是「擇善固執」的人，他雖待在美國郊區，卻可不只埋首書堆。余英時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他卻不斷以一位「知識人」的身分，為民主、反專制仗義執言。王丹說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六四天安門事變時，時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一九八○年代，為台灣黨外運動發聲，香港佔中、台灣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都曾聽到余英時為捍衛民主疾呼之聲。
談台灣 民主不該「憑情緒」
政黨輪替非你死我活
採訪正好在台灣九合一大選前些天，余先生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基礎上第一個走向民主的地區」，必須珍惜、同情，但他也說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余英時頓了一會兒，又強調一次：「生死關頭。」台灣決不能因威嚇利誘，向中共屈服，必須全力保衛民主自由的體制。
他認為，中國專制政權步步進逼，甚至「絕對已經派了很多人在台灣做工作」，台灣人必須「非常、非常『確定民主價值』。」余英時又說：「民主需要的東西，不光是一人投一票，而是有一種修養。完全沒有民主修養的人，有了那一票也用不好。」他說「選票多少是『量』，『質』就是文明程度。」
「台灣面臨一個大問題，民主第一？還是台灣第一？」他接著說：「如果你們總想著把台灣放在第一位，民主放在第二位，就會不斷遭遇分裂，這就是危險。」余英時不認為民主應該「憑情感、憑情緒」，更重要的應該是建立擁有「文化修養」和「理性判斷」的社會。
「保守住台灣擁有的民主法治。」老先生又強調一次，聽得出來，他真心希望台灣面對專制強權的當下，不能自亂陣腳。
選舉後，想起余英時曾說過：「政治對我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這句話或許沒錯，因為他關心的並非政治紛擾，而是如何作為一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如何守護民主價值。那些應該比勾心鬥角、開疆闢土或是一時選舉的勝敗還來得更重要。(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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