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當代的主題詞之一，我們經常談論它，並認為比以往時代的人們更多地擁有它。但這也許只是一種美好的幻覺。想想以下這些你熟悉的場景：使用各類App在網上導航、約車、叫外賣或與親人朋友聊天，當你認為自己輕鬆地運用技術掌控生活的時候，其實有多少決定是真的由你自己所做？你喜歡什麼、打算做什麼、與哪些朋友更親密，這些問題都因技術的介入而發生改變。而更大的隱患則在於，我們對於時刻暴露在網路數據流這件事情往往缺乏自覺，而「技術」則透過它們，能比我們還更瞭解我們自己。
科學技術的進步，是一般人喜聞樂見的話題，但這裏要講的是另一個故事。雖然人們從技術普及中受益，但同時，我們也可能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價。在上述這些場景中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對生活的自主權，正不知不覺地被技術壟斷了。
文化臣服於技術
技術具有辯證性，這並非新近的發現。柏拉圖（Plato）的《斐德羅篇》（Phaedrus）中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與友人特烏斯（Theuth）神的爭論，是關於這一話題早期的經典文獻之一。特烏斯發明了文字，並高興地認為這項文明有助於增強記憶和智慧；而塔姆斯則提醒他，文字可能包含反面的功能：它使人對文字符號產生依賴，從而忽略事物本身，有可能使人們記憶力衰退，並把掌握資訊誤以為擁有智慧。
這段關於技術利弊的討論，被傳播學者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置於《科技奴隸》（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一書的開篇。波斯曼是國際知名的傳播學者、文化批評家，也是「媒介生態」概念的提出者。媒介生態學關注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發展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並由此闡發以技術為核心的媒介環境，如何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和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
按照技術與社會、文化系統的關係，波斯曼將人類技術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依次是：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在最早使用工具的文化中，工具並不會妨礙人們相信既有的傳統，而是信仰在引導工具的發明和限制其使用。但進入技術統治階段，工具開始改變社會物質結構，並在思想層面打下烙印，為自身的發展而要求傳統觀念臣服，工具和文化開始交戰。但直到傳統社會和信仰體系被完全破壞，工具和文化的依存關係被顛覆，控制權發生轉移時，技術壟斷時代才真正到來。
自1990年代起，美國已進入技術壟斷時期，之後，更多的國家步入這個行列。技術壟斷，可以理解為我們的生活和世界被技術極權主義所統治。波斯曼在書中表示：「技術壟斷是文化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思想的存在方式，技術被神化，文化要在技術中尋求認可和滿足，並且聽命於技術。」這意味著文化生活必須要尋求技術的認可，而且在技術的侵蝕中一步步讓出自己的領地，在此階段，技術和人的關係完全顛倒，人類可能淪為技術的奴隸。
科學至上 壓抑人性
技術是如何實現社會控制，並佔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波斯曼認為，這個過程開始於19世紀早期，隨著科學發現和實證哲學迅速發展，技術不斷為人類提供便利，拓展人們的認識，成為進步、富裕和文明的象徵。當人們接受新技術的同時，也接受了它背後的整套價值觀，舊的習俗和信仰被逐漸拋諸腦後。波斯曼列舉了很多例子，如青黴素代替了禱告、電視代替了閱讀、娛樂代替了思考……它們發生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社會領域，但其影響無疑越來越廣泛和深入。
技術壟斷時代營造了一種假象，即科學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檢驗標準，那些無法被量化和證實的感觀和信仰，都被判為「可疑」。要理解這一點並不困難，我們這個時代就存在著諸多有關技術的迷思。比如在對人工智慧的流行觀念中，演算法和演算速度決定了認知的科學性，很多人將這種認知模式視為「客觀」，並認為其智慧水平遠超乎人類，因而更可信。又如在傳媒業，尤其是所謂新媒體行業，根據演算法而獲得最大化的流量，越來越成為決定資訊品質量的標準；相反，傳統的採編人員正逐漸喪失對真實性和重要性的話語權。
在技術壟斷時代，最終價值的判斷標準外在於人類自身，一切都由技術決定，造成了價值判斷與行為的剝離。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行為通常服務於一個更高的目標，這個目標則隱藏在高度技術化的帷幕之後。它的技術性以及神秘感，使其很容易被某一部分人所操縱，而多數人則盲目地被驅使。甚至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述「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時所指出的，許多人就像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樣，從事著高度技術化的工作，對每一個程序背後服務的對象喪失了敏感，最終就可能脫離人類道德的軌跡。
如何逃離或反抗
波斯曼的目的不是危言聳聽，他只是指出，技術與人性的矛盾，在技術壟斷時代將不斷激化，並左右人類文明的走向。在他呼籲關注技術壟斷近30年後，我們面臨的處境更加危險。資訊技術、生物工程、航天和醫療，這些領域技術的飛速成長正形成越來越強大的統治力量，而谷歌、臉書、蘋果和亞馬遜等科技公司，也成為新的技術代言人。
但同時，人們對技術的威脅也會看得越來越清晰。比如去年發生的基因改造嬰兒事件，就引發了技術與倫理邊界的激烈討論，呼籲對技術加強監管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不斷爆發的關於「假新聞」、「後真相時代」的爭議，所反思的正是「技術如何重新定義事實」的問題。此外，由於頻繁陷入資訊操控、侵犯隱私、阻礙競爭、威脅民主等爭議，曾經身為偶像的科技公司們，也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甚至要求拆分它們以打破技術壟斷的建議也被正式提出。據《紐約時報》還報導，一些上流人士正想方設法脫離技術的控制，減少網路設備的使用，讓人際交往的價值被重新重視。
但人們可以逃離技術的掌控嗎？覺醒的一部分人又能做什麼？對此，波斯曼承認自己沒有很好的建議，但他特別強調，他並不是反對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像工業革命時期砸毀機器以反抗剝削的盧德運動（Luddite）若放在當代，基本是徒勞的。我們應該尋求與技術體系達成新的和解，建立人和技術之間更加平衡的關係。
而主要的途徑是改變教育，透過控制這一社會資訊系統的核心，重建人們對於技術和文明關係的認識，抹除當代人由於短視而賦予技術的奪目光環。技術壟斷有相當的迷惑性，以致於很少人意識到技術的神話是以壓倒人性為基礎的；更悲觀地講，即使意識到這種對立，人類在面對技術帶來的利弊時，也難以取捨。而教育能夠對這些問題重新發問，在思辨中培養人類文明「忠誠的抗爭鬥士」。今天重看波斯曼的這一呼籲，似乎仍然充滿遠見。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