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讀二手書《李國鼎口述歷史》，自己對這位「台灣科技教父」實在認識太少，閱讀後，很驚訝地發現，李國鼎也做過財政部長，而且做了7年，是政府遷台以來做最久的財長，如果李國鼎再世，面對目前的財改亂象，會如何處理？

　對照今天的藍綠政壇亂象，常有人感嘆，就算李國鼎再世也是沒有辦法，政府官員在過去的戒嚴時代，推動政務要好辦的多。但我看了這一本口述歷史後，只能說每個時代都有其挑戰，在兩蔣父子手下做事的壓力，絕不比現在輕鬆。

　李國鼎在書中一再透露「不為小蔣所喜」。他在1969年從經長被調為財長，是因當時的副閣揆蔣經國忌憚他在產業界的人脈，被調去財政部是因「李在財政方面是外行，也沒有人才可用」。

　李國鼎雖然不是學財稅出身，但是長期累積的行政經驗與學習能力，讓他很快進入狀況，在他任內建立國庫集中支付制度、稅務資料電腦化、更新沿用百年的海關稅則，這些都是了不起的稅務與關務行政的革新。

　李國鼎談到做財長的思維，他說「經濟成長、安定、正義、自由」，就像四隻兔子，一隻狗要同時追捕四隻兔子，可能一隻也追不到。因此，他認為，在求富與求均之間，應該要先求富。在求富之間要預防不均，但「預防不均的措施，不能激烈到降低人民求富的意願。」因此，他繼續支持自己在1960年，擔任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時所推動獎勵投資條例，並修正獎投條例，以符合實務需要。

　另一方面，他與賦改會主委劉大中合作，推動所得稅法修正，增加富人的課稅累進稅率、改訂營所稅率，雖然也增訂了最低免稅額，但是這項修正案，當初在立法院也遇到很大阻力，譏笑賦改會是「賦加會」，險險過不了關，後來是劉大中一一到立委家中懇談，財政部共提出四項提案，才得以在立院過了三項。

　他當財長的期間，適逢能源危機，蔣經國要他設法穩定物價，又要推十大建設。對於前者，李國鼎修改關稅法，說服立院授權政府在國際經濟情勢劇烈變動下，可以機動調整進口關稅稅率；對於後者，李國鼎要負責籌錢，他當時覺得這是好大喜功的建設，心裡充滿矛盾，但在君令難違之下，他還是硬起頭皮，靠著私人交情，向沙烏地阿拉伯借款，滿足了國內經建需要。

　不過，李國鼎最後因為主張取消鹽稅，讓食鹽價格自由化，與蔣經國要求的不准漲價，有嚴重歧異，最後掛冠求去。

　近來，財長張盛和面對大戶條款、股東扣抵稅額、金融營業稅率等，已完成立法的財改方案，卻被眾多立委要求「翻案」，心裡肯定不好受。

　依台灣目前的發展，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除了求富也要求均，但是關於「求均」，政府除了課稅之外，該如何與社會溝通，還有很多細緻的工作。特別是對於李國鼎所說，「預防不均的措施，不能激烈到降低人民求富的意願」，這句話，值得我們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