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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談改革開放 回答三個問題看透中國40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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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已歷經40年,40年來中國的變化無須多言,是怎樣的一套經濟理論推動了中國的發展,似乎至今沒有一個定論。但是中國人最常說的,也被西方世界廣為人知的,就是當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的那句「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方式來推動,改革開放並不是在任何現成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

中國經濟轉型所取得的成績,確實出乎學術界、理論界的預期。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有三個相關問題有待回答。若回答了這三個問題,便可理解中國的發展之道。

人有我有的優勢

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中國能夠取得這麼快速的發展?

首先從歷史上來看,快速的發展在人類經濟史上是近代才有的現象。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在18世紀以前,西方那些發達國家每年人均收入增長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收入增長躍升了20倍,從0.05% 變成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從1,400年降為70年。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人均收入速度又翻了一番,平均每年2%,收入翻一番的時間從70年降為35年。在18世紀之前,從人均收入來看世界是平的。當時最發達的國家跟當時最落後的國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頂多4到5倍。但是18世紀以後,由於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突然間加速,其他地區沒加速,差距才拉開。什麼原因導致西方國家在18世紀以後收入水準增長的速度突然間提高了20倍?答案是工業革命。

經濟發展指的是人們的收入水準越來越高,能掌握的物質越來越多,生活的品質得以越來越好。收入水準提高的前提是什麼?是勞動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

怎麼樣才能讓勞動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呢?必須現有產業的技術不斷創新,讓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以及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資源得以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準,都必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

從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一直領先於世界,要技術創新,自己必須發明新技術,要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產業。發明,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如果成功了,名利雙收,但是絕大多數是失敗的,血本無歸。發達國家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長是2%,即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大約是2 % ,加上人口增長,每年經濟增長的速度大約是3%。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同樣是要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準低是由於勞動生產力水準低,代表技術的先進程度和產業的附加價值和發達國家有差距。經濟上所講的創新指的是下一期生產的時候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創新,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產業附加價值高就是產業升級。由於跟發達國家比,技術的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價值的水準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把比自己現在用的技術好的、在發達國家成熟的技術拿來用,就是技術創新;進入到附加價值比現有產業高、在發達國家已經是成熟的產業,就是產業升級。

發展中國家的這個可能性,經濟學上稱之為「後來者優勢」,可以利用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引進、消化、吸收來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這種方式的成本和風險大大降低,所以發展中國家可能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

上述的論斷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在現實中能快多少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有8個是石油生產國、或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懂得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的差距,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經濟以每年7%或者更高、持續25年或者更長時間的發展。發達國家平均是3%。中國是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必須承認的是,「後來者優勢」令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可以發展得那麼快。這也是多數經濟學家的共識。

10年超英 15年趕美

如果「後來者優勢」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能取得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這個優勢從工業革命以後,對中國而言就一直都存在,為何在1978年之前跟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沒有縮小?這是第二個問題。

在林毅夫看來,這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社會主義中國的建國目的是什麼?是民富國強,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和指標。所謂民富,就是希望中國的人均收入水準可以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準。國強,則跟國防實力有關。國防實力決定於大炮、飛機、輪船、戰艦、衛星、原子彈。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也都是發達國家先進產業所生產出來的。

鞋子是否合腳 自己才知道

「10年超英、15年趕美」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想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而採用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是跟中國一樣的。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他們的想法跟中國一樣,也是為了民富國強,也都去追求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的現代化重工業體系,形成了一系列本質上跟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一樣的干預和扭曲。所以也都放棄了「後來者優勢」,並且,經濟發展的績效都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中國當時採取的是曾經被認為最糟糕的「漸進雙軌」轉型方案。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實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那就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那些原來受到抑制、符合中國比較優勢、不需要保護補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就開放民營、外資企業進入;而且不僅開放,當時中國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非常差,就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高新技術區等,在這些區裏,把基礎設施做好,實行一站式服務,這些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中國的競爭優勢,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經濟的高速增長積累了資本,為解決原來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改革,創造了條件。經過資本的快速積累,這些產業就逐漸從違反比較優勢變成了符合比較優勢,原來保護補貼的特性就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所以到了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及相應的政府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已經水到渠成。這是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維持穩定和高速增長的原因。

40年說長不長,中國不過是諸多有後發優勢的國家之一,亦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包袱。但就是這麼一個一黨專政,拒絕「休克療法」,有14億龐大人口的國家,從一窮二白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美國還在繼續「兜售」「華盛頓共識」;中國雖然無意輸出革命,但是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發展的快車願意讓你一起搭乘」,要知道「預計未來15年進口24兆美元商品,吸收2兆美元境外直接投資,對外投資總額達到2兆美元」的承諾連美國都不敢說。從剛結束的APEC高峰會中,川普(Donald Trump)演講所獲的稀疏掌聲,與習近平作出承諾後久久不息的掌聲,就能看出強烈的對比。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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