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6總統選戰日益升溫，為能吸引及爭取青年選票，如何解決國內青年就業不易，以及擺脫薪資偏低議題，已成為朝野政黨辯論攻防的主軸之一。姑且不論執政黨最近依據數據分析說明，青年起薪並非「22K」、而是「25K」，或是在野黨不斷指陳痛批，青年起薪已經多年停滯、淪為貧窮階級，均都無法扭轉「台灣＝低薪」現象。

　其實，「22K」是在2008年王如玄入閣擔任勞委會主委期間，適逢全球金融海嘯，國內高達76萬人失業，政府為能解決大學生畢業順利接軌就業，避免增加失業人口，特別提出「大學生企業實習方案」計畫，同時以22K作為薪資的補貼。雖其政策本意頗佳，但結果反讓許多企業將此一破盤薪資價格作為大學畢業初次邁入職場的起薪水準，使得王主委迄今被認為造成近年青年薪資無法提升的禍首之一。

　然而，如果將國內青年低薪起薪的現象，是「馬政府」或「王主委」之責任，也是不盡公平。歸咎其原因，此乃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知識經濟的興起擴散及電子資通產業之蓬勃發展下，大幅提高廠商的經營效率，卻又同時衝擊勞動市場之就業型態，其結果除讓部分的族群被迫面對產業結構調整所衍生的失業危機外，相對也會因個人職場能力的不同而擴大薪資所得之差異，使得部分青年因競爭條件較弱而難以取得較佳薪資，久而久之陷入青年貧窮現象。

　無庸置疑，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推動下一世代國際性或先導型競爭產業，更是責無旁貸。亦即多年以來，政府在產業政策調整上，似乎未能落實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加速推動以加工製造為主的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扶植新興產業發展，讓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憑藉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

　亦即過去20年以來，台灣政治領域在開放下，歷經政黨的輪替、國會之改革更加自由民主化，相對經濟層面卻是在意識形態糾葛下，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威脅、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陷入困境孤立化，不僅造成代工模式轉型遲緩、高端產業不斷出走，而且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迷、高薪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內外因素夾擊之下，使得國內青年薪資起薪成長不易。

　換句話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因「執政失能」或「行政怠惰」，而導致台灣產業創新轉型落後，是造成近年青年持續低薪的關鍵，否則朝野政黨不需僅為「22K」或「25K」的是否正確淪為爭執辯論不休之地步。此外，青年起薪因產業型態、工作地區、專業領域、職務內容、給與制度等不同，而有所差異，起薪超過「25K」的榮幸與不及「22K」之屈辱，對於青年而言，其實難以比較其所存在的意義。

　面對總統大選投票日期接近，很遺憾地，朝野政黨迄今尚未提出較全方位、前瞻性的促進台灣產業升級治國大綱，尤其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美國重回亞洲戰略、TPP完成簽署、RCEP加速談判、日本與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合作布局、南韓與各大經濟體之FTA生效實施等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之下，過去所提出的產業發展思維，恐將無法讓台灣迎接未來全球自由貿易競爭發展之挑戰。誠如最近產業各界心急氣壞對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喊話之中可以看出，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的憂慮。

　很顯然地，青年低薪就業議題所涉及之層面頗為廣泛，如果持續不斷惡化，其在社會族群上所形成的兩極化差異性現象，對於未來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成為政府包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南韓近年也是面對與台灣類似的青年就業不易與薪資偏低困境，特別將改革勞動市場，增加青年就業與提高薪資列為四大改革之首要政策。

　在此同時，我們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目前青年就業不易與貧窮所存在的事實，乃是期待朝野政黨總統候選人與其辯論青年低薪就業議題，不如重視台灣產業升級所面對的困境，並且研擬標本兼治政策，藉以提高企業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高薪就業機會，以防止青年陷入貧窮之暈染。唯有如此，近年以來已危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青年低薪就業現象，始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