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本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東道主，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2017年11月11日中午步入會場，在他身後則是三位亞太巨頭，在全場多國領導人的漫長等待下，壓軸步入APEC會場，站定後，開拍合照。這三位巨頭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就在這個展現國家實力、位階和等級的濃厚政治意義場合裏，媒體鏡頭漏掉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一臉焦慮地在場等著「三巨頭」現身期間，不時焦躁地望向川普站立的位置。另一頭，台灣代表宋楚瑜，則無奈地站在已經被安排好的邊陲位置，偶爾會張望一下場內中心。
APEC峰會反映當代權力地貌
2017年的APEC越南峰會，毫不掩飾地反映著當代亞太區域的最新權力地貌，即美、中、俄三國以「三巨頭」之姿，共構這場區域政經年度盛事的主導核心。確認核心的意義包括兩方面，第一，彰顯誰說了算；第二，其他人就算動作再多，別人也看不見。
以安倍現場代表日本向川普投射關愛的眼光為例，彷若一絲冀盼川普能夠瞥以一道情投意合的回眸，那一刻安倍的焦慮與冀盼，恰切地反射出日本的弱勢：被公然排拒在巨頭之列、且又從屬於美國之下，只能以美國人馬首是瞻。
而台灣呢？則地處會場中的邊陲前沿，只能向權力的中心場域投以渴望的目光，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一點都不能怪宋楚瑜，也無須過度消費蔡英文總想在國際場合露面的表現，因為尋找位置，與企求哪怕是一丁點國際能見度的表現，一直是台灣在任何國際、外交場合的行事作為。
當外界的關注重心都在「川習會」後的美中互動時，其實側觀美中兩國以外的國家反應與互動，會更有反襯效果。場邊的日本、東協各國和台灣，誰焦慮、誰寂寞，一目瞭然，都是看點。
中國社會學者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各種遠近親疏所構成的人際格局。此處借用費孝通之「同心圓式」、「差序格局」的概念，APEC越南峰會領袖合照的那一幕，實是無比鮮活的跨界類比。如今的亞太秩序已然不同於冷戰結束後，由美國長年單極獨霸的局面，在美中政經實力消長變化和俄羅斯普丁若干年的強勢領導下，現下的亞太乃至全球，確實隱約存乎差序般的格局樣貌。
二戰後的歷史翻轉：
美中俄成「新三巨頭」
讓我們調轉鏡頭，坐上時光機，回到1943年11月25日上午的埃及開羅，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蔣中正、宋美齡和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排排坐，正在討論著二戰後的世界秩序和中國應享有的地位。當時的日本頹象已現，太平洋戰場戰線退縮，一方面蘇聯威脅著中國東北，牽制日本的關東軍，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國共也正戮力反攻，還在困獸猶鬥的日本，此刻也只能焦灼地等著命運被強權所裁決。開羅會議大概是蔣中正一生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和美、英兩國在國際場合平起平坐，來安排戰後事務並裁決他國命運，但事實上，蔣中正當時心裏非常地清楚，如果沒有二戰時中國在東方戰場的巨大犧牲，以及夫人蔣宋美齡女士的國際公關，中國可能根本就無緣此會。
事實上，中國參與其中的開羅會議在二戰中並不特別重要，而真正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結構的，則是由美、英和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Yalta）舉行的「三巨頭」首腦會議。
至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主席史達林（Joseph Stalin）三人於蘇聯境內克里米亞的雅爾達密會，是繼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後，盟國領袖於二戰期間舉行的第二次最重要會議。雅爾達會議制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形成「雅爾達體系」，對二戰後的世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樣一場決定性的會議，當時的中國卻毫無發言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也根本未受邀請。只因當時英美兩國極力爭取蘇聯對日本宣戰，需要以犧牲中國主權利益作為代價，向蘇聯妥協。雅爾達體系對中國來說完全是一套被安排的格局。
此刻，二戰後期的局勢已經漸漸清朗，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日本御前會議幾乎每天都在討論雅爾達會議，曾經耀武於東亞的「大日本帝國」惶恐不安地掙扎，等著被大國裁定。而當時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根本沒有任何發言機會。《開羅宣言》就是在這樣形勢下，決定令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可算作對日本的懲罰，也可說英美安撫中國的籌碼。
相較於上世紀，儘管當前世界局勢因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緊密的貿易依存，締造了相當長的和平局面，但對比雅爾達會議與開羅會議，再到此前APEC的越南峰會，國際秩序由強權專擅的場景依舊不變。只是「三巨頭」換人當，支配與被支配的相應位置從來未曾空缺過。
從權力轉移的角度解釋美中俄成為當代版的「三巨頭」，是存在一定道理的。除了現任的這三國領袖都是有別於其前任元首、具有強烈個人領導魅力的特質外，國際間軍事和政經體系的極數變化，更是釀就「巨頭」生成的背景，而美國整體國力的削弱，與中國政經軍事力量的崛起，又成為扭轉秩序的關鍵。
美退中進 單極體系不再
與二戰前後的世界格局相比，當代國際格局最大不同之處，是中國地位的快速竄升。當時的中國是何等軟弱，如前所述，開羅會議的召開完全是列強考慮如何利用中國在遠東戰場的犧牲，以及顧及宋美齡的公關才邀蔣中正與會，二戰前那場最重要、決定世界格局的雅爾達會議，則完全被美國、蘇聯與英國全權宰制，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插不上話、使不上力。
而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她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不僅是區域的，而且是全球的。
相比之下，美國則從二戰結束前後的「救世主」角色不斷地衰落、褪色。例如，綜觀1980年代的國際軍事和政治體系，基本上是美蘇主導的兩極結構；19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新自由主義一派當道，方徹底改變了舊有國際軍政兩極的結構，締造出美國在全球範圍單極獨霸的局面，成為「世界警察」，承擔著穩定國際秩序、提供國際公共服務的角色。
大勢：亞太是美中權力場
在地緣區域的基本格局由存在國的國力決定之外，型塑其中區域邊界和格局的語言則是一門政治藝術。川普本次亞洲行，在首站訪問日本時，對美軍演說提到要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聯袂召開的第四次印日領袖峰會，承諾透過「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確保印度洋與太平洋貿易沒有阻礙，擺明要與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對抗。那麼，「印太區」的說法若化整為零，便是一套對漸漸以中國為區域核心的「亞太區」，極具相當針對性的邊界重擬。
結語：維持現狀不如把握機會
過去一個月，吸引全球目光的區域毋庸置疑在亞洲，國際格局的實力對比，全然在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中真實體現。川普也一展過去經營商業頻道的身手，讓一趟東亞外交巡演，活脫出格成一齣真人的政治實境秀。
然若結合國際格局現勢，又美中實力的此消彼長，這場政治實境秀自然不會只是川普個人的獨角大戲，美中共議、共建國際秩序，儼然已是現在進行式。回顧近月的亞洲，確實熱鬧異常、大事不斷，各方互動效果無法僅僅就單一事件獨立評析；盤整區域大事，中共完成黨的十九大政治安排、川普亞洲五國之行、越南APEC峰會等，皆應串連視之，才得以有個全覽。
國際政治始終服膺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架構，至少在亞太區，實際支撐的根本，已是獨尊美中，「G20是美其名，G2才是實」，由此謂美中關係框架即亞太基本框架，亦不為過。
台灣到今天依舊以「維持現狀」來當作對內與對外的「品質保證」，但是，誠如上述所言，事實上何謂「現狀」？「現狀」這個「模糊」的定義，是隨著國際政軍經情勢不斷地在變動，並沒有「維持五十年、一百年不動」的所謂「現狀」。既然「現狀」宛如地殼裏的地函般不斷緩慢移動，台灣能處於「完全不動、毫無干係」的地位嗎？
1943 年的開羅會議之上，以及在當年英、美、蘇三強鼎立的世界秩序中，台灣並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得到掌握自己前途命運的機會；74年後的今天，新的中、美、俄三強鼎立的多極世界秩序又將成型。從APEC會議中的肢體語言、位置排列、各國不同的焦慮中，機會正逐漸地在產生。台灣是要「以不變應萬變」，還是記取歷史教訓，在這個世界重整的關鍵時刻，抓住自己的主動權，做好選擇，不讓機會稍縱即逝，應是台灣未來緊接著就要面對的抉擇。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