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人類歷史，有為皇室需索舉債，有為生死存亡戰費舉債，有為反經濟景氣循環舉債，有為民主社會競開社福支票舉債等。政府該不該舉債，一直具有爭議性；舉債興邦還是亡國？從財政思想史觀察，長久以來，就有不同看法。

　17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認為，舉債為國家籌措必要經費的手段，用來融通具生產性的支出，大體上與國家利益相一致。此種「公債生產論」，後來被德國歷史學派財政學者華格納（A. Wagner）所發揚。現代總體經濟學的開創者，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 M. Keynes），同樣認同政府具生產性觀點，在經濟不景氣時，經由舉債推動「功能性」赤字財政政策，增加社會有效需求，透過乘數效果激勵經濟復甦，作為反景氣循環工具。

　針鋒相對的，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將政府視為「必要之惡」，具消費性而非生產性；舉債自然不具生產性，會排擠民間生產性投資；並且認為造成大量舉債之因，在於政府不知節儉用錢，故而反對政府舉債。其實，「公債破產論」源自亞當˙史密斯的好友，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於1752年的名言：「國家若不消滅公債，公債必將消滅國家」。法國皇室舉債揮霍，橫徵暴斂，預支未來的賦稅支付債務，造成民怨與財政崩潰，實為引起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折衷之論，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巴羅（R. Barro）提出公債具中立性看法，亦即現在減稅舉債為未來的稅負增加，基於代際間利他主義，有遠見且關心後代子孫幸福的人，會多留遺產來降低後代子孫的租稅負擔，政府透過舉債方式融通支出，並不會產生淨財富效果，不會改變總合消費規模，以致舉債不會對總體經濟產生擴張效果，進而打臉凱因斯學派的說法。

　巴羅此種經由數理模型嚴謹推導的結果，雖具有創新性，仍被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學派創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肯南（J. Buchanan）指出，19世紀英國古典派經濟學者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早已提出此種說法，故而文獻上稱為「李嘉圖等值」（Ricardian Equivalence） 假說。此種假說若能成立，關鍵在於人們要有遠見、有子孫、有遺產等條件的滿足，否則舉債並非中立性，凱因斯財政政策在現實社會多少有些效果，但也有其債務負擔。

　非常時期（例如戰爭、災變、大蕭條）政府急需大筆經費，以增稅方式籌措財源，恐怕緩不濟急；透過舉債融通，比較具有即時性與節省行政費用。舉債若能有效率的用於具有經濟效益的公共建設，本質上具生產性。若能因此擴大稅源與稅基，進而增加稅收，則與財政永續發展目標相一致。如此的政府舉債作為，比較具有合理性。

　然而舉債令人擔心的，則是民主政治所造成的扭曲。觀察現代政府支出，尤其是民主國家之福利角色加重後，政府在社會福利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此種經常性、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仰賴舉債融通遠較增稅容易，在選民短視或具「財政幻覺」下，將助長債務膨脹，形成「民主赤字」，不但造成僵化財政，且會排擠公共建設之財源。何況，在現實社會中，官僚、民代、利益團體形成緊密的「鐵三角」關係，各自追求利益的極大化；為了爭取選票競開支票，減稅並擴大支出，以致債留子孫，危及世代正義，如此舉債自然缺乏正當性。

　當前臺灣經濟低迷、投資動能不足，社會超額儲蓄過大，政府舉債建設不失為吸引游資、振興經濟的方法，但其前提是有能力選擇乘數效果大、經濟效益高的投資計畫，以及政府有效率的推動，厚植生產力將有助於國家未來發展，也期使受益與負擔合乎世代正義。若是只為了填補財政赤字、操作選票、競租逐利、揮霍浪費的舉債，實應力加揚棄，以免有「公債亡國」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