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2016年執政後第二次的《勞基法》修法雖然已經三讀通過，但隨著勞工的抗議、時代力量發動公投複決進入了第二階段連署，爭議延宕至今。蔡英文似乎離「縮短勞工工作時數」的政策越來越遠。
「承諾太美」帶來困境
2016 年總統大選前，蔡英文直指「工時太長」和「薪資過低」是台灣勞工面臨的最大困境，並提出減少總工時、落實週休二日、特休假貫徹實施、提高加班工資等政策。但在《勞基法》第一次修法的過程中，蔡政府既沒有兌現對勞工的承諾，也並未解決勞動市場上的現有問題。台灣社會，尤其是曾經投票給民進黨勞工因此感到失望。儘管民進黨試圖透過修改《勞基法》形成相應的法規制度，不過修法過程和內容都存在著諸多缺陷，使得來自勞團的抗議未曾停止。同時，許多政府官員的「幹話語錄」瘋傳，被認為缺乏同理心，讓勞工怨氣更甚並日漸強烈。隨著問題延燒，逐漸產生滾雪球式效應，引來勞資雙方的不滿。
由於今年底即將進行九合一選舉，導致勞工問題變得越來越具政爭色彩。勞工抗議的背景演變得十分複雜，抗爭程度也加劇，最終以《勞基法》二修為引爆點，出現激烈抗爭的一幕，令蔡政府陷入更深的執政困境和泥沼之中。
客觀來說，台灣目前的勞工問題，並非在蔡政府執政不到2年時間出現和形成，涵蓋了馬英九、陳水扁甚至李登輝時期所形成的系統性問題，只是在蔡政府時期趨於激化。所以，儘管遭遇政治滑鐵盧，但把責任全部推給蔡英文也有失公允。只能說蔡英文在競選時期對勞工的承諾過於美好，嚴重脫離問題的現實基礎，執政後又未能兌現承諾，最終給自己帶來無盡的麻煩。
反觀日、韓等亞洲先進國家，一直都在試圖解決勞工工時過長的社會矛盾問題，包括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也逐漸重視勞工權益。與台灣體制完全不同的中國大陸，在2006年至2008年前後全面建立對勞工的社會保障機制，短短幾年間，就建立起覆蓋了數億人的保障體系。在整個政策的決策、推行過程中，北京政府本著「社會主義」原則，向勞方大力傾斜，要求資方必須拿出若干比例資金用於保障體系，資方雖然叫苦連天，但也只能依法落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蔡英文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不只是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問題，而是全台灣都要面臨的問題。那麼，到底是什麼力量制約著歷任政府，竟無法改變這困境？
政黨與資本的關係
《勞基法》問題表面上是政府和勞工之間的矛盾，核心其實是勞工和資方的矛盾。詭譎的是，每當勞資雙方矛盾加深，最後執政黨幾乎都是選擇偏向資方，資方永遠都佔據著「獲勝者」的地位。這說明，資方和所有執政黨（以及在野黨）之間不僅存在著特殊關係，甚至資方（資本）已經成為掌控台灣政經的主要力量，讓台灣社會存在著嚴重的政經掛鈎問題。
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民眾開始享受民主帶來的政治自由。正是從那時開始，資本一步步吞噬、掌控台灣的政治命脈，時至今日，社會系統性的衰落也顯露出選票政治下民主的異狀和殘酷。而《勞基法》修法爭議的發生，只是讓台灣政治的真實面貌逐漸顯現出來，讓資本霸權加速露出真面目。
在競爭激烈的政黨政治中，為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獲取更多資源，各政黨只會競相對擁有社會主體財富的資方做出持續妥協，依賴也持續加深。這其實是民主選舉下政黨政治的常態，西方如此，台灣亦不例外。
久而久之，資本在台灣社會的位置變得極其重要，資方一方面透過勞工創造高利潤，另一方面利用政府來壓制勞工的抗議。近年台灣經濟陷入困境，社會整體利益受損，但資方憑藉強大政經壟斷力量，維繫住自己的利益，甚至在困境中「不退反進」，而勞工的利益卻遭受更多壓縮和剝削。無論經濟狀況好與壞，勞工幾乎都是現有政經生態下最易受傷害的群體。資本霸權的統御力及其赤裸裸的醜陋面，已暴露無遺。
30年來，資本已成為台灣政治中絕對的主導力量，以資本為主的政治架構已經完全形成。換句話說，台灣當前的政經架構是由資本建立起來的，而不是政黨或人民。民主選舉等政治行為，率皆在資本構建的框架內運行，嚴格說來，台灣所有政黨和勞工都只是資本政治體系當中一個運轉單位而已。在這個體系之中，儘管勞工群體掀起過多次抗爭，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但礙於各種原因，社會內部始終無法形成共識，儘管對傳統政治架構造成一定的衝擊，但終究難以催生根本性的改變。
今年的九合一選舉，各個政黨（尤其執政黨）仍舊需要資本的強力支持，且各政黨有著共同的依賴。儘管他們也需要民意支持，但民意相對於資本來說仍處於弱勢，在這般政治現實下，歷屆執政黨（包括蔡政府）一次次地棄勞工和承諾於不顧，也就成了常態。
民眾常常會諷刺政治人物「選前拜託、選後失蹤」，這話正凸顯出台灣選舉政治帶給選民的無奈。儘管人民能透過選票選擇讓誰上台、讓誰下台、誰執政或被輪替，但漫天亂開的選舉支票、政見無法落實的藉口……政治人物一次又一次證實「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最終無論誰勝出，選出來的民意代表都只是「資本的代言人」，也讓台灣選舉政治的監督與制衡失去了本義。
對資方（資本）來說，任何政黨執政或在野黨，都不會對自身產生根本的影響。台灣近乎慘烈的政治鬥爭，無非是資本控制下的「權臣相鬥」而已，即便民進黨在2018年甚至2020年的選舉中失利，下一個執政黨的命運不會改變，可說是資本構建的政治系統裏的惡性循環。人民雖然可以用選票教訓政黨和政客，抑或和平推翻一個政府，卻絲毫動搖不了隱藏在政黨身後的資本帝制。
《勞基法》問題只是冰山一角
理性來說，資本本身並不可惡。不過，當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甚至社會主要政黨都對資本產生絕對依賴之後，資本就成為一個無形的「皇帝」，進而形成資本霸權甚或資本惡權。無論是規制型政治體制或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的干預型政治體制，都強調了政府（執政黨）要和資本建立彼此獨立的關係。儘管西方政黨和資本之間存在極為深厚的關係，由於西方福利社會發展成熟，曾經的財團（資本）政治已經演變為平民（選民）政治，政黨、資本和選民之間存在較為明確的界線，它們之間的關聯極深，但彼此並不會產生極端的依賴，這點恰恰是台灣並不具備的社會生態。
對台灣政黨而言，無論是借鑑西方或中國大陸的經驗，儘管大陸的威權體制有其特殊性，未必適用於已經走上民主制度的台灣，但要考量到核心都在於如何與資方建立健康和相對獨立的共存關係，否則，未來像是《勞基法》這類牽涉貧富、階級、分配的問題，只會不斷延伸到社會其他各領域，那麼，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最終都會淪為資本的傀儡。積羽沉舟，該如何解決沉疴，有待台灣主流政黨重新自我定位、弭平社會階層間的對立，進而為台灣未來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作好全盤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