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不完全的現實社會，交易雙邊存在著資訊的不對稱性，那怕是眾目睽睽之下看王建民上場做救援，也只有當事人、教練與補手會比較確定接下去的戰略與投球球路，其他在場的局內人全都在狀況外。因此在過往以貨幣的取得，初步確認其權限與決策能力，簽賭也要先收錢；同時以貨幣轉手的銀貨兩訖作為商業慣例，願賭服輸，減少紛擾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在一方面，貨幣可做為衡量單位，讓並非同步發生的多次交易能有相同的轉換依據，還可以細分做價值切割；其次，持續的社會發展需要有決策能力的篩選與投資意願的確認，而銀行扮演的授信功能和債信評量，即是以放款與否和計息的高低來做信用擔保；最終，貨幣是低成本且能有效作為的驗證工具，讓多方的交易人馬靠著資金實力，而能有查核信用和參與經驗的判讀準據，將查證工作與資訊的價值都做到很經濟化。

　在這樣的社會體認下，總體經濟即聚焦在貨幣政策的管控，以所導衍出的信用鬆緊來調解經濟活動與引導作為方向，以避免在集體衝動之下的過度悲觀，或是淪落到巧取豪奪的惡循環。金融危機以來的量化寬鬆政策，更是最典型的總體調控；而晚近的經濟模型，即大部分立基於需有現金配合（CASH in ADVANCE）的交易限制。

　如今網路與數位科技的發展，不論是信用查核、資源徵集，甚或是多方人馬的對話與相互監督，都有即時且非同步的可能在；這是因為所有的影像登錄與交易活動的記載，都有可回溯性來做辨識證明，讓維護個人信譽的價值與集體獎懲的判定作為，成為可能。此外，無論整體生產以及庫存增減的必要，都得要配合需求落差來做調配管理，然而供需落差卻很難做適時的確認；如今有了RFID等的傳輸技術，就可以有分類歸檔和變動的預警作用，即時查證和責任追究有了依據之後，貨幣的交易功能與資訊價值自然下降。

　坊間所談論的金融技術（FinTech）與價值創新，金融政策上支持業者打亞洲盃的恢弘高論，觀點互斥、爭論不休，獨獨缺少對於管理現況的針砭和對於未來利基的想像，殊為可惜。更何況各個國家立基於發展階段的不同，在體制均衡與過往投資的必然限制下，本來就各有作為主張的。像是澳洲地廣人稀又缺乏金融產業的能見度，學習中國大陸的經驗來深耕FinTech，自然是如魚得水；美國長春藤大學的龍頭學府，利用MBA學生的海外關係，來到開發中國家發展網路金融，更是如虎添翼。

　但像是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在應有盡有的金融工具與服務創新之下，發展群眾募資或是網路支付寶，自然不是她的菜色；其實和台灣臨近的日本，對於FinTech也是高度戒慎恐懼的，還被倫敦的現任市長給奚落一番。

　基於職責所在，台灣金融監理機關對於主管業務雖然熟悉，但卻少了引流拓荒的氣魄；而咄咄逼人的民間業者，則是鎖定在不需取得特許資格、不用太多的人事，以及能夠規避金融檢查、規費與營業稅等的利得。

　看在經歷過雙卡風暴的卡奴救援，知道金融危機的政策監理缺失，以及以守護社會公益為職志的你我，這場官民鬥智的零交集，當真是情何以堪。

　若要擴大民間社會的自主監核與在金融管理上的變通放寬，首先，必須補強科技運用的能力以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即時匯總的警示作用；而能不只是避開營業特許身分的取得，或是規避在金融監理與貨幣政策上的配合義務。其次，FinTech不只是金融產業的網路化與資訊管理的再次升級，而是透過即時查核、集體聯貸和信用創造的種種可能，導引出尚未開挖的經濟能量來。

　面對台灣這麼多年來累積的外籍勞工關係，面對海外台商的全球拓展，面對台灣深藏不露的海外親情與資產實力，鎖定新藍海做FinTech技術運用上的深度開挖，透過虛擬貨幣甚至不需要有實質外匯的帳戶轉移，開創新業種來減少中間階層的剝削成本，台灣有的是海外關係做為基礎，要的是有共同意志做深度拓殖；唯獨不缺的是本位思考和只在家門前大呼小叫的嘴上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