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再次輪替，為能扭轉疲弱的經濟與提振低迷之投資，新政府在上台的同時，馬上端出多項新經濟政策。其中，除採取「堆柴火救經濟」思維，落實五大創新研發產業計畫為創新的點燃火苗外，最為受到矚目的是，重新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灣企業擴大布局東協、印度等國家市場。

　其實，台灣從1990年代中開始推動南向政策。在此，回顧第一次以東協為主或第二次以印度為主的南向政策之選擇，姑且不論是否均是以促進台灣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為邏輯；然而，無法否認的是，其背後所隱含的「戒急用忍」思維，乃是中國大陸發展基礎脆弱，避免以台灣企業的條件協助其壯大，以及其經營環境不佳，避免讓台灣企業之資源遭遇其風險。不過，遺憾的是，卻又因在不敵中國大陸經濟擴大開放與快速崛起誘因磁吸下，而終告失敗鎩羽而歸。

　至於此次政府再度推動南向政策乃是認為，目前外在環境客觀條件有所變化，尤其面對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走緩、未來前景不明之下，此一趨勢對出口貿易金額接近四成、海外投資金額超過六成聚焦中國大陸的台灣來說，的確存在著市場集中風險過度之疑慮。因此，希望藉此將台灣企業從過去30餘年以來，以單向「西進」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為主軸所架構的兩岸特殊區域經濟整合之關係，未來透過「南移」加強與東協、印度等國家之雙向往來合作，達到市場多元風險分散，似乎是迫切需要之選擇。

　在此同時，雖筆者肯定政府此次推動「南向政策」，達到市場多元風險分散；但卻又認為，在推動時應該先就其政策目的審慎加以釐清，以免對台灣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經濟逐漸下滑趨勢的同時，東協、印度等國家經濟卻又逆勢上揚情形之下，台灣再度提出南向政策目的，是希望台灣企業藉此扭轉對中國大陸過度傾斜依賴的關係，以擺脫可能受到的威脅？抑或是希望藉此更進一步與東協、印度等國家發展新往來、建立新合作之關係，以擴大海外市場之延伸？

　無庸置疑，東協經濟的亮麗表現，以及印度經濟之快速成長，已成為國際企業優先選擇之標的。但是，如果以「中國大陸經濟逐漸惡化」，必須儘早遠離風險為論述，配合置入「戒急用忍」思維再度推動南向政策，是台灣經濟轉向，將眼光對準起飛的東協、印度等新興市場之最佳機會。雖這種論述似乎言之有理，但其實潛藏許多風險；亦即在拓展海外市場空間時，切忌因追求充滿未知的市場，而放棄既有重要的市場，其操作過程稍有不慎，恐將讓台灣經濟陷入更大的風險漩渦，甚至可能淪為兩者皆空困境。

　坦然言之，南向政策並非Overnight（一夜）之間可以超越中國大陸。雖目前無法說明未來中國大陸是否能夠順利達到經濟升級或產業轉型，但其經濟實力已非20餘年以前可以比擬，一旦改革成功，恐將再度呈現一個頗令人矚目之格局。尤其對東協國家的影響更是非同小可，如果臺灣期待透過南向政策降低對中國大陸之經濟依賴，卻又視而不見中國大陸經濟的「量變」與產業之「質變」，甚至採取各種行政措施或管制手段，將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降溫、加以隔離，最後可能對未來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造成重創。

　因此，台灣應該深入了解與真正掌握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及產業狀況，同時審慎思考及評估未來其可能動態，切忌以近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走緩，認為是經濟衰微之徵兆。否則恐將重蹈過去因意識形態糾葛、陷入僵化，而使得台灣企業錯失對中國大陸經濟高度成長、產業快速擴張黃金期間的布局，導致之後再度鬆綁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已經為時已晚，甚至完全喪失機會。

　亦即未來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思維上，如果僅是為了排除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所帶來之陰霾，試問屆時中國大陸所主導的RCEP正式成立，在其政治壓力下，未來「新南向政策」如何解決台灣企業在開發拓展東協市場上所可能面對的貿易及投資障礙？此乃是重新開啟南向政策真正挑戰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