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987年7月，我在《經濟前瞻》雜誌中，以「解除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糾結」為名，發表了我對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之間彼此較勁的看法。這篇約三十年前的「老」文章，或可對照今日華航及未來許多公民營企業間勞資爭議的「新」問題。

　且讓我們回到三十多年前的英國，當時，英國的工運不斷，罷工連連，嚴重地影響了英國的經濟及生產力，在當時，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英國症（British Disease）。其實就西方國家而言，罷工有長久的歷史，也沒有什麼稀奇，但為什麼，勞工運動在英國成為「英國症」，而以美國為例，它就不會有「美國症」？

　上述問題主要原因在於兩國的制度設計不同，在1970年代的英國，職業工會（如煤礦工人工會，駕駛人工會）可以罷工，相對之下，美國一向都只允許企業內的企業工會才可以罷工。因此，在當時的英國，同一事業單位內的許多不同勞工，可分屬在不同的職業工會組織，而各職業工會組織彼此又相互競爭，爭取表現，這就會造成：今天是駕駛人工會罷工，而同時讓許許多多公司的業務嚴重受影響而無法出貨；明天，生產線上的員工也有樣學樣的罷工，同樣地也讓許許多多相關或是不相關公司的經營也深受打擊。而在各職業工會間彼此「競租」與「競賽」的情形下 ，沒有一家企業的經營、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禁得起如此的折磨。

　為了匡正這種情形，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為了挽救當時岌岌可危的英國經濟，強勢地要求英國國會立法，限制英國職業工會的罷工權利，讓英國成功地擺脫「英國症」的困擾，同時振興了當時英國的經濟。她名垂青史的「鐵娘子」稱呼，主要是由此而來，當然，勞工運動者，也一直以此批評她。（上述英國症的英文名稱雖已很少被人提及，但在網站上仍可查得到）。

　美國的工會主要是以企業工會為主，但也可進行全國性的串聯，而主要的罷工，多是企業工會為主的，少數如碼頭工人職業工會的罷工，也會發生，但它畢竟不是企業的主流。以企業工會為主的罷工，它的「好處」在於，任何一個企業內，都有各種不同職業別的員工，該企業內的工會在提出進行協商或罷工要求時，也須提出一個能平衡內部各類員工的方案後，才會與資方進行協商，如此勞資雙方在公司的大屋簷下，共同完成協議，公司才能永續經營，員工也才能安心工作。

　在上述約三十年前發表的拙文中，我借鏡英國的經驗，主張在台灣勞工罷工的權力應在企業工會裡，而不宜在職業工會。然而，這個想法一直都沒有得到認同，之後，不論是在台灣現行「工會法」或「勞資爭議處理法」中，也都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因此，今天，台灣的「工會法」中將工會分成三類：企業、產業及職業工會，每類型工會的任務都相同，都可進行諸如：勞動條件、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等「任務」。此外，在「勞資爭議處理法」中，除限制教師的適用外，上述三類型的工會都可適用，意即：都可發動罷工。

　為此，目前台灣的情形是很清楚的，華航空服員工會成功罷工之後，華航企業工會隨之跟進，其他國營事業也有不平之聲，任何類型的工會都可發動罷工，而在政府的政策也都全盤退讓下，這對民間企業的經營風險更是雪上加霜，若企業不認同此一經營環境，紛紛加速「南向」或「外向」時，台灣未來的經濟前景又如何能樂觀？

　罷工本來就是勞工的權利，但有一定的制度規範，這是世界的通例。而今，問題是，我們早已不自覺地走到類「英國症」的死胡同中，當年的「英國症」在英國有「鐵娘子」及其執政黨來解套；台灣今日的類「英國症」又如何能解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