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貼近台灣的社會脈絡，描繪無差別殺人事件中的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庭、台灣媒體亂象及精神疾病患者在社會中的處境，在兩岸三地掀起觀劇熱潮，豆瓣更是罕見給出9.5分的高分。台灣戲劇正走出偶像劇、鄉土劇之外的新道路。而在社會寫實劇之外，始終缺乏的政治題材影視作品也悄悄探出頭。

今年4月，《國際橋牌社》200多人進入總統府拍攝，重現總統宣誓就職盛況。為還原1990年代台灣政治轉型以及台灣在中、美、日、韓等國際角力牽制下的結果。製片人汪怡昕表示，在整理素材時思考：「我們想打自己的牌，但是我們也是別人手中的一張牌，出牌與叫牌之間，有滿滿的戲劇元素。」以「超越藍綠，無限逼近真實」為口號的該劇，計劃推出八季，是台灣影視作品少見的宏大架構。與此同時，5月登場的《幻術》，改編自三一九槍擊案，透過近一年的資料爬梳，探討這樁台灣選舉史上的懸疑事件，且不避諱地讓電影中的人物皆使用真名。

無論是《國際橋牌社》或是《幻術》，都標誌著台灣再次挑戰政治電影與歷史政治劇的嘗試，甚至是第一次直接描摹政治人物實際運作日常，以及對歷史事實作出獨特詮釋的作品。影視產業起步甚早的台灣，過去少見政治題材的作品，在此一領域的空白，在以言論自由為傲、民眾熱衷討論政治的台灣，顯得格外諷刺。

政治電影兩樣情

過去台灣以政治題材改編的影視作品不多，至今較為人所知的，似乎僅有1989年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悲情城市》，以及1995年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為主角的《超級大國民》，且它們都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作品。

若將視野轉向同樣位於東亞的南韓，卻能發現近年來以政治或歷史轉型正義為題材改編的影視作品，已在南韓的國內外持續交出一張張口碑票房兼具的亮麗成績單。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要算是其「民主三部曲」的《華麗的假期》、《1987》、《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三部影片皆以1980年代南韓民主化運動中的光州事件，以及後續的六月民主運動為主題改編。特別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票房與評價表現皆不俗，在南韓國內，以突破1,200萬觀影人次的成績，被譽為「國民電影」，躋身南韓票房史前十強。

上述電影皆以南韓現代史為題，但不落歷史說教的俗套，反而打造成具有韓式風格的政治類型片，結合動作與懸疑等商業元素，成功吸引廣泛觀眾群。許多台灣觀眾也要問：為何南韓能，台灣卻拍不出本土政治題材電影？或許套句台灣知名電影監製李烈的回答：「人」才是重點。諷刺的是，李烈說這句話時，正是試圖迴避電影裏的「政治」意涵。

刻意迴避政治

在2017年的電玩改編電影《返校》公開記者會上，監製李烈告訴媒體：「《返校》本身是一款以『人』為出發點的故事，因此不希望在政治方面有太多著墨。」她刻意迴避政治，強調會以驚悚元素來吸引觀眾。然而電玩《返校》，正是以白色恐怖為歷史背景製作，而能在世界各地獲得高人氣，並趁勢宣佈將以遊戲劇情為基礎改編電影；因此李烈的發言，激怒了部分《返校》玩家，甚至引來：「不談政治，不如不要拍」、「想沾《返校》人氣的光，又不敢觸及政治議題」的批評。

雖然李烈與《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發言的時間相隔近30年，兩者談論電影時，刻意避談政治的說法卻十分雷同。1989年，大批二二八受害者家屬進戲院表示對電影《悲情城市》的支持時，導演侯孝賢卻對媒體表示，這部片是拍「人」的電影，而非描寫二二八的電影，並說：「為了二二八而進場去看《悲情城市》的觀眾，太無聊了！」

該片在威尼斯參展時，就以強調「台灣大屠殺」與「台灣六四事件」的文宣作為宣傳重點。因此，除了該片本身內容的藝術成就之外，電影與二二八事件之間連結，也不該被分開看待，否則就僅是在宣傳需要時，利用二二八事件的價值罷了。

當時，《悲情城市》策劃詹宏志曾坦承，該片以「海外宣傳擴散，國內低調處理」的方式來推廣。而根據知名影評「迷走」的評論指出，當時曾出現一派為該片與導演侯孝賢護航的論述，反對以二二八或庸俗的「泛政治」眼光來模糊影片的「藝術焦點」，類似於現今常見的「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論調。「迷走」對此反駁道：「電影和現實的關係應被細膩地檢討，無須事先把它供奉到一個孤立的、先驗的『藝術殿堂』，急於保護它免於一切『塵世喧囂』，否則將不利於提升電影與政治之間的討論層次。」

如何「政治地」拍電影

相較於台灣影人，南韓影人顯得更團結，也更積極地參與政治運動。1999年，因抗議南韓政府為加入WTO，試圖鬆綁外國電影配額時，以林權澤為首的多名南韓導演剃光頭表達抗議，在戲院噴漆、放蛇，反對放映美國片，號召大批影人響應。最終迫使南韓政府屈服，放棄開放外片配額，使得南韓電影在面對好萊塢大片的全球入侵下，能保有自己的一片天，並護持它逐年茁壯。

南韓影人勇於與政治勢力對抗的態度，亦可從2016年多位影人聯合抵制釜山影展證明。當時因南韓政府試圖阻止《世越號沉船事件》紀錄片在釜山影展中播映，採取各種手段干預影展進行，甚至以貪汙罪名，狀告影展執行負責人，帶動南韓電影界響應，最終有九成南韓影人拒絕出席。根據《韓國日報》指出，當時朴槿惠政府，甚至列出9,000多名影人黑名單，並指示相關單位對於這些影人將來申請政府資助時，一律處以不利待遇，就連參演《計程車司機》的演員宋康昊也名列其中。然而，種種壓迫反而加劇南韓影人的團結，多名文化藝術家先後舉起「I am on the Blacklist」（我在黑名單上）、「維新亡靈、反對檢閱」字牌，表達對朴槿惠政府的譴責。

南韓影人勇於與政治對抗的膽識生猛且極具企圖心，將悲憤與不滿宣洩在電影創作上，這種氣勢自然能激起觀眾的觀影熱情，甚至進一步對「教科書歷史」產生質疑。台灣確實擅長在清新純愛電影中描寫純粹、不受環境影響的「人」，但如今南韓「政治類型片」的海內外票房與口碑表現證明，「賣座保證」絕非只有一條路。

法國電影新浪潮推手之一的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曾說：「當務之急不在於拍政治電影（political film），而在於怎麼樣『政治地』拍電影（make film politically）。」回頭看台灣解嚴後的30多年來，電影人對於政治的表述卻仍停留在那句「這部片是拍『人』的電影」，願意實際著手拍攝政治題材的影人難尋。也許真正阻止影人拍出台灣本土政治題材電影的，從來不是技術與資源匱乏，而是多數創作者心中，仍然存在一個自我審查的「小警總」。

新作挑戰禁忌

「當初還有人建議我們拍成警匪劇。」《國際橋牌社》製片人汪怡昕說，因為這是台灣首次拍攝政治類型的戲劇，所以在籌拍的初期階段，非常辛苦。「因為這是台灣第一次有這樣類型的劇」，他笑著表示，這樣的擔心也很合理，「因為沒有人知道你會搞成什麼鬼樣子」。

曾製作過軍中人權的紀錄片《孤軍》以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題材的《少了一個之後：微光》的汪怡昕坦言，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所以大家的評估都非常保守；再者，如何不受各方的勢力影響，以及如何爬梳資料，都是拍攝歷史政治劇的難題。

另一方面，《幻術》出品人兼編劇蘇敬軾則沒有這麼多顧慮，他曾多次公開表示：「我們是民主國家，不要自己嚇自己，哪有什麼壓力！」《幻術》以2004年的三一九槍擊案為背景，早期階段時團隊不斷有人勸說蘇敬軾把人名都改用化名或是諧音，但他堅持：「三一九槍擊案就是三一九槍擊案，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不過，還原歷史場景確實是兩部作品的共同難題，《國際橋牌社》除了向公部門如總統府、立法院、行政院等借景拍攝外，更在桃園搭建了面積2,000坪的總統府內景，以求還原場景。汪怡昕舉例，即使要拍30年前的街道都是很困難的事，他打趣說：「只有樹和天空一樣。」不只是車的樣式、街道的標線和旁邊的建築還原，難度都很高。蘇敬軾也表示，現在的總統府外面根本和過去完全不同，其實拍不出過去的味道，只能想辦法避開直接描寫到的場景，其他都交給導演。

但是即使沒有先例，困難重重，拍攝屬於台灣的政治故事，開始成為許多本地影視業工作者的選項。如何跳脫藍綠意識形態的窠臼以及外力影響，端出兼具口碑和商業價值的作品，讓許多人引頸企盼。

「美國發展了50年的政治劇，日本發展了30年，南韓發展20年，我們承襲了對所有這些已經發展這麼多年的成熟劇種的期待。」汪怡昕笑稱：「欸，但我是第一部吔！」《國際橋牌社》、《幻術》的出現，或許已是台灣影視產業揮別小警總的一大步。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