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陽暖暖，映著人心也爽朗了起來，2016年12月8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舉辦第一屆北大「信義講座」，由前台大校長孫震教授，以「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為題發表演說，筆者有幸追隨，並參與座談。本文分享筆者個人親身經驗，以饗讀者。

　孫校長的演講擲地有聲，直指現代人該如何走出世界經濟的當前困局。答案就在儒家倫理中的義先於利，以矯正現代經濟追求利潤不顧創造價值的盲點。

　孫校長指出，技術進步是經濟成長的關鍵，有持續的技術進步，才有持續的經濟成長。過去（18世紀以前）由於缺少持續的技術進步，致使經濟發展長期停滯。直到工業革命之後，技術進步才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下，取得連續不斷的性質，使勞動生產力、總產值與人均產值連續增加，成就了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經濟成長」。

　傳統停滯時代的儒家思想，鼓勵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增進人民的幸福。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就是孔子的「正名」。

　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追求個人完美，幫助大家過好日子，達成社會和諧安定，就是孔子的道。「君子」則是孔子所創造出的典範人格。儒家鼓勵人人做君子，不汲汲營營追求自利，而是從自我實現中成就幸福人生。

　不過，由於逐利是人性，所以整體社會必須具備「獎良善、懲不肖」的誘因制度，才能有效引導個人往「君子」方向努力，促進社會和諧安定，以實現一定技術下最大可能的總產值。這個誘因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

　一如孟子有關「天爵」與「人爵」的闡釋（孟子．告子）。美德是上天給的地位，功名利祿則是社會給的地位。在一個具備良好誘因制度的理想社會中，「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若有人以修天爵做為要人爵的工具，目的既遂後棄其天爵，最後肯定會失去人爵。時至今日，竟出現等而下之的情境…，有時得棄其天爵，才能得到人爵，這樣的社會不僅難以永續，恐怕也離崩潰之期不遠矣。

　其實，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曾出版過一本《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為前者奠下了深厚的倫理基礎。

　亞當．史密斯與儒家對於典範人格的想像極為類似。他認為：人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心。我們關心自己的利益，所以會有「審慎」的美德；我們關心他人的利益，所以會有「公平」與「仁慈」的美德。「審慎」使我們追求物質福利、社會地位與名聲，「公平」是不減損他人利益，「仁慈」是增加他人利益。史密斯的仁慈相當於孟子的天爵。

　一位企業家如果為社會創造價值，從中取得公平的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利潤，就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反之，若只想追逐利潤，不想創造價值，只要人爵、不顧天爵，不過只是圖利忘義的一介商人，甚至可能傷害整體國家社會。

　以上是孫校長的演講概略。透過孫校長的精要詮釋，我們可以知道，不論是在傳統停滯時期或是現代成長時期，各領風騷的東西兩大哲人主張幾乎如出一轍（孔子－先義後利、亞當．史斯密－自利之心常受理性與良心的節制），顯示儒家倫理不單只是啟發人心、規範行止的道德圭臬，更應該是經世濟民、造福社稷的實用準則。

　尤其在現代社會中，企業的功能與影響有時比政府更加深遠，如果身在企業界的每一個人，都能本於儒家倫理，講信重義、以誠待人，相信不僅可以協助世界經濟走出困局，或許還能同時成就「經濟持續成長」、「社會和諧安定」，與「全民福祉最大化」三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