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我在廣州參加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的畢業典禮，使我思考如何改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討論，師資與學生。

　建立一所一流的經濟學系需要有一流的經濟學教師，在該學系念經濟學的研究生在攻讀博士學位和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需要有一流的老師指導，否則不能得到一流的經濟學訓練。我們如何能得到一流的經濟學教師呢？我們可以提高中國現有經濟學教師的水準，或可以從國外，尤其是美國，引進一流的經濟學教師。

　要提高中國現有經濟學教師的水準，大學領導需提供機會給年輕的教師去美國良好的大學學習，還需要多請些國外一流的經濟學家來學校與該校的教師交流。引進國外的學者加入教師隊伍不但能幫助中國教師提高學術水準，也能讓中國大學的學生有機會聽到一流學者講學。要吸引大師來華，要給他們適當的條件，例如讓大師介紹其他一兩位大師同來。當一流的國外經濟學者因工作或旅遊到中國訪問，我們可以邀請他們多逗留一段時間來講學。

　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成功，中國還有不少 旅遊勝地，很多國外的一流經濟學者會願意來中國訪問和考察。我們應當利用他們來中國訪問時作短期的講學和與中國學者合作研究，他們回國以後會把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告訴他們的同事和學生。

　關於學生的培訓，一些中國大學的學生學習時只靠記憶，把老師的講義記住便能得到高分。中國大學的教師應當多訓練學生的思維，不但在講課時訓練，還在給與學生作業和出考試題目時都應當考慮題目能否訓練學生的思維，出的題目絕對不能單靠記憶便能回答。中國大學的學生做作業的時間不夠，他們多靠把教授講義的內容記住便能拿到高分，這種訓練是不行的。學生做作業的時間，每一門課每星期應當不少於10小時。教師在作業與考試出的題目應當要求學生非用思維不能回答。在美國一流大學的學生要念參考書，參考書的內容也在考試的範圍內，看書時不能單靠記憶，還需要思考，考試的題目應當要求學生非用思維不能回答。我記得在美國大學念三年級時，念一門經濟學的課，學期中的考試只得到B- 的分數，我想我已經非常用功，每週花了不少時間讀參考書，為什麼分數是那麼低呢。原因是我沒有學會學習經濟學的思維，後來慢慢學會了，大學畢業後進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學位，受到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訓練，好不容易學會了學習與研究經濟學的思維。

　關於經濟學的思維，有一點與讀者分享。在1966年我已經成名。曾發表了不少重要的經濟學論文，包括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被稱為鄒氏檢驗的文章，但是我並不知道如何應用經濟學來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1966年我被邀請去臺灣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培訓班講課。1967年我被任為蔣介石總統的經濟顧問，我是5位顧問中最年輕的。從1967年到1970年的每個暑期我們都從美國回到臺灣做總統顧問的工作。當了總統的顧問我和其他四位顧問與臺灣的幾位部長，包括經濟部長、財政部長、交通部長、主計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用一週五天的上午討論臺灣的經濟問題，瞭解問題後每位院士用約兩個月的時間，個別做研究和互相討論，研究的結果再和五位部長討論。這樣才學會如何應用經濟學來分析和解決經濟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需要請經濟學家當顧問來解決一些國家的重要經濟問題，不必邀請最有名，對經濟學最有貢獻的經濟學家，而應請最有經驗，能解決實在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

　一個國家要把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推進，最重要的方法是增加一流經濟學家的數量，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討論。美國一流大學的教師和同學已經具備上面說的條件，無需大學的領導來推進。一般中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還沒有達到高水準，還需要大學的領導來推行。推進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需要經費和時間，中國教育部的經費充裕，足夠用來推進中國的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

　美國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準高是經過多年的努力得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多數的著名經濟學家和其他科學家住在英國和歐洲。大戰後美國生活條件比歐洲好，很多歐洲著名的科學家遷居到美國，包括愛因斯坦，美國最好的大學便變為世界最好的大學。

　今年7月，廈門大學的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舉辦兩星期的經濟學培訓班，請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大師來講課，中國其他大學也可以同樣的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