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2 月3 日正式簽署總統行政令，要求財政部全面重審這項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杜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act，簡稱Dodd-Frank法案）。川普此前就曾說：「我們期望砍掉Dodd-Frank 法案的很多規定，因為坦率地說，我有那麼多人，我的朋友，他們有不錯的企業，卻借不到資金。銀行就是不讓他們借款，原因在於Dodd-Frank法案的規則和條例。」而總統發言人更稱這項法案是「災難性的」。
美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Yellen）2月14日在國會接受質詢，Dodd-Frank法案也成為聽證會焦點。葉倫表態稱，計劃與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及其他監管機構合作審查金融法規。「我當然同意核心原則。他們闡述了我們金融體系非常重要的目標。期待與財政部長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的其他成員合作進行這項審查。」但葉倫否認Dodd-Frank法案使美國銀行失去競爭力的說法。表態最明確的是美國聯準會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 Fischer），他稱旨在加強金融行業監管的Dodd-Frank法案將會有所調整，但不會被廢止。
財政部需要在未來12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由於Dodd-Frank法案已經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通過了國會的層層審核，所以川普目前暫時不能對法案本身進行任何改變。不過，他指示財政部對這一法案進行審查的情況，就是未來進行可能改變的第一步。
對Dodd-Frank法案的指控
川普對Dodd-Frank法案的指控—他認為該法案阻礙了美國經濟的復甦。沒錯，美國經濟成長率持續低於2%，不到歷史均值的一半，數千萬的人口處於失業及半失業狀態，但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最高失業率9.8%相比，截至2016年12月，美國的失業率為4.7%，且自法案施行後，失業率逐年降低，硬要說經濟成長放緩全是監管的錯，似乎有點兒太過牽強。
但Dodd-Frank法案的實施確實造成了銀行成本的攀升。法案給金融業帶來高額的合規成本，大型銀行有能力透過規模效應承擔，加上在金融危機期間，大銀行又因得到救助終至「大而不能倒」。反之，中小銀行只得透過減少金融服務來消化成本或尋求兼併，或直接倒閉。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數據顯示，美國中小銀行主要服務於人口在1萬到5萬的非城市地區，吸收了這些地區的絕大部分存款，也是為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提供貸款的主力。由於中小銀行業務模式較單一，槓桿率較大銀行低，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它們的資產收益率仍為正值，相比之下同期大銀行的資產收益率跌至負值。因此，中小銀行是美國金融體系中的穩定因素。然而尷尬的是，發緊急救助的時候中小銀行輪不到，監管改革的時候中小銀行卻最早被連累。
無須諱言，Dodd-Frank 法案確實存在不少缺陷，但徹底廢除這項法案就是明智之舉嗎？
Dodd-Frank法案生於危時
Dodd-Frank法案到底是否如川普所說，是一個災難呢？這到底是個什麼法案？一切還要從2008年金融危機說起。在金融危機之前，華爾街投行在高槓桿的金融衍生品的自營業務上大規模擴張。槓桿運用成為投資銀行獲利的重要途徑。在次貸危機爆發前8年，高盛（Goldman Sach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美林（Merrill Lynch）的槓桿率都比較高。高盛前8年的平均值為26倍，而在危機中倒閉的雷曼兄弟也為26 倍。高槓桿面臨著較大的破產風險，更何況，以上的計算還沒有考慮槓桿率更高的表外資產（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資產，Off Balance Sheet Asset）業務。果不其然，大規模地運用表外資產進行自營交易，直接導致這些銀行在金融危機中陷入財務困境，並對全球金融體系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就這樣，席捲全球的次貸危機爆發了，首當其衝的美國經濟和金融受到重創，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時美國政府一系列拯救瀕臨破產金融機構的行為，引起了社會各界和民眾不滿，普遍指責金融機構貪婪和金融監管缺失，強烈呼籲金融改革。
美政府痛定思痛，以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克里斯多福 杜德（Christopher J Dodd）和麻薩諸塞州眾議員巴尼 弗蘭克（Barney Frank）命名的「杜德-弗蘭克法案」橫空出世，並被認為是「最清楚的後危機時代金融監管圖景」。
7年沒再發生金融危機
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華爾街都過於放任，甚至是放縱，可以說Dodd-Frank法案有針對性地修補了美國金融監管的漏洞，推翻被動應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的監管理念，將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作為系統性風險的第一道防線，對系統性風險做定性和定量研究，及時提供監測預警和政策建議，從而使系統性風險可識別、可應對；以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作為系統性風險的第二道防線，建立處理瀕臨倒閉的系統重要性機構的機制。
從法案頒佈至今，時隔近7年，很顯然，美國到目前為止沒有再度發生金融危機，當然這並不能完全歸功於Dodd-Frank法案，但至少說明該法案的確令美國的金融體系更加安全。根據美國聯準會數據，自法案2010年公佈以來，資產在500億美元以下、500億到5,000億美元以及5,000億美元以上的金融機構的一級核心資本率（排除了混合負債後的資本，往往能直接轉化為股東權益），均大幅提升了30%左右。一級核心資本率代表了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資本率越高，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就越強。川普內閣成員指出，銀行現在有了足夠的資本可以抵禦任何風險，因此無需再受到額外的監管，但恰是為了符合Dodd-Frank法案的要求，銀行才累積了雄厚的資本。
源頭的「鬼」
Dodd-Frank法案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亦稱作《1933 年銀行法》）比肩的又一塊金融監管基石，有其必然性。我們必須將金融監管問題放在美國的歷史週期當中去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前，是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的理念佔主導地位，主要特徵是金融自由化，造成了資產泡沫、金融危機和貧富分化，而也由此導致1929年股市崩盤以及三十年代大蕭條。這也催生了《1933年銀行法》，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二戰後，凱因斯（John Keynes）的「大政府、大銀行」理論佔主導地位。他主張是對商業銀行機構、商業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的管理。可以發現，在五六十年代差不多20 年的時間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但負面效果是短缺性經濟和通貨膨脹的出現。到了七十年代，通貨膨脹和短缺性經濟達到頂點，出現停滯性通膨。於是人們又開始反思政府干預太多的問題。所以，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又回到新古典經濟學。
從那時開始一直到次貸危機前的幾十年，似乎又回到資產泡沫、金融危機和貧富分化。八十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執政後，開始逐漸放鬆金融監管，到九十年代柯林頓（Bill Clinton）上任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美國正式迎來低監管時代並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任職期間達到鬆綁巔峰。當時最受追捧的金融衍生品當屬CDS（信用違約互換），可它既不歸證監會管，也不歸商品期貨委員會管，因為它既不屬於證券也不屬於期貨。加上層層包裝後的CDS看上去毫無風險，於是評級機構提供了AAA 評級，與美國國債同一風險級別，讓所有人都覺得它很安全，躺著就能把錢掙了，何樂而不為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CDS像脫韁的野馬一路超過了2007年全世界GDP總額，最終在2008年引發金融海嘯席捲全美。
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就像高壓鍋氣壓高過一定的限度引發爆炸。事實上，危機在80 年代初的金融自由化開始階段便已出現。
如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九十年代初北歐金融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直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出現，才促使人們反思，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金融危機是有普遍意義，且難以逃避的。
勿再埋隱患
過度寬鬆的金融體系會使得危機傳導性非常強，一旦出現問題，不僅是金融行業，其他相關行業也將蒙受損失。因此，監管是必要的。就算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如此篤信自由市場，在市場下跌時不也多次「托市」嗎？因市場並不總是有效，群體總是容易失控，而金融監管就像是那「有形的手」，將非理性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川普要實施讓美國「重新偉大」的財政金融政策，要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因而需要振興製造業，並給缺金少銀的市場主體提供更多的融資機會。作為商人的川普洞悉融資的重要性，加上金融危機已然遠去，當然也包括其「逢歐（歐巴馬）必反」的政治個性，要廢除Dodd-Frank法案符合川普的邏輯。但是還請這位新總統切勿好了傷疤忘了疼，希望新總統此舉並不是在釋放「去監管」的信號，更希望川普在未來執政的道路上不會被「華爾街黨」們綁架，不然，尚未恢復元氣的美國還將迎來危機。
而且，也請這位新總統要看清楚，如果廢Dodd-Frank法案，美國銀行是可以重回瘋狂槓桿投機，重新建造商業帝國，但不要忘了，不受限制擴張的時期，這的確可能重新「成就」美國銀行業，但也正是目前貧富差距極大與民粹主義憤怒局面的源頭。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