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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舛的低階勞動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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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台灣人才大量外流,政府苦無對策,竟然想出給予新南向國家移工計畫型勞動移民的荒謬政策,引進低階的外勞移民,只會讓人才逆差問題治絲益棼。

 根據報載政務委員林萬億表示,未來要推動計畫型勞動移民,並以新南向國家開始引進;目前很缺工的農業、漁業及長照,可以考慮引進高中職、技專或大學的外籍學生,讓他們在台灣學習知識技術、提升語文能力與適應台灣生活後,畢業後在台就業,給予工作簽證;如果一段時間沒有違法,且合乎人力需要,應該開放讓這些人移民或永久居留。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近期公布「2017年IMD世界人才報告」顯示,人才外流指標為第47名,吸引外籍人才為第44名,在接受評比的63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在後段班。主計總處今年發布的《104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顯示,2005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僅有34萬人,2015年暴增至72萬4千人,十年來成長超過一倍,人才外流問題十分嚴重,難怪上述IMD的評比我國排名會如此難看。面對人才大量外移,我國也試圖引進國外人才引用,10月底並通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放寬外國專業人才的簽證、居留、全民健保、租稅與退休等待遇,然而因文化差異、子女就學不便以及薪資低於先進國家,預期其效果應相當有限,依據勞動部的統計,至十月底來台工作外籍專業人才只有約3.2萬人,而低階的產業及社福外勞人數達67.1萬人,加上行蹤不明的5.3萬人,已經超過72萬人。易言之,台灣大量專業人才出走,引進的大都是藍領低階外勞,人才逆差問題不言可喻。

 近年來我國引進低階外勞的數量持續暴增,1992年不到十萬人,1996年倍增至23.7萬,2000年超過30萬,2011年突破40萬,2014年達55萬,2016年更突破60萬人。如此驚人的外勞人數,搶占了國人的就業機會;企業大量仰賴外勞,缺乏轉型升級的誘因,持續從事沒有競爭力的勞力密集產業,附加價值偏低,當然也就沒有意願提供高薪聘用本國勞工,形成惡性循環。即便已引進這麼多的外勞,產業界還在抱怨低階人力不足,希望政府開放更多的外勞,這就是過度仰賴低階勞動力產生的苦果。

 反觀,鄰國新加坡卻採取與台灣迥異的思維,人口稀少的星國,即使過去經濟成長因低階的外勞提供相當的助力,近年來也面臨生育率下滑的問題,但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自2010年代起就開始限縮外勞的數量,還設下許多嚴苛的條件,企業欲申請一個最低階的外勞准證(Work permit,簡稱WP)需先聘用12個本國勞工,而且人數不可以超過公司的8%;外勞不可申請永久居留權(PR),不可與新加坡公民或PR結婚、未婚者工作期間不得懷孕,不可換雇主,也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並對引進外勞的企業課徵700新幣(約合台幣15,000元)外勞稅,大幅提高聘用外勞的成本與門檻,迫使企業降低對外勞的依賴。另一方面,又鼓勵企業發展科技取代低階人力,諸如:推動自動化工廠、自動駕駛車、機器人服務生,已經順利推動無人駕駛計程車、機器人旅館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限制低階外勞並沒有抑制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平均每人的GDP不斷提升,2016年已達53,000美元,大量引進外勞的台灣卻不及23,000美元。

 正當全世界各國都在吸引外籍高階白領階級,藉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際。我國政府卻突發奇想,不斷的開放低階外勞名額,並放寬相關限制(如擴大產業聘用範圍、延長工作期限、得更換雇主、並跟著國人最低工資調整),民進黨政府甚至還要授予其居留權或公民權,未來勢必降低人口素質,鼓勵產業繼續從事高汙染、低價值的傳統產業,讓產業升級遙遙無期,優秀人才加速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