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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的機會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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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成就有目共睹!從自卑到自信(大),今年2月底首映的「厲害了,我的國」大型紀錄片,透射出13億人在40年來的轉變。中國大陸出口了兩兆美元的貨品,佔全球貿易量13%;為了建設國家,上天下海、鋪橋造路、通訊能源、糧食供給與環境保護,無不以前所未見的模式發展著,回應了改革開放總舵手鄧小平的標竿: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建構了世界最龐大的高鐵系統,去年此刻高鐵列車疾駛在鋪蓋中國超過22,000公里的軌道上。預計2021年前,中國大陸的消費年增量將超過兩兆美元,這個規模相當於德國的消費市場規模。

 中國領導人習總書記在2017年的十九大,邁向國家實力與個人權力的巔峰,一切都如此順遂美好!不料美國川普總統卻翻臉跟翻書般地處理大國關係,以保護主義為全球貿易罩上了陰霾。如果對美國持續在各類型貿易障礙上不鬆口,受到影響最大的經濟體非中國大陸莫屬!中國大陸40年來的崛起,靠的是製造部門不斷翻新,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日趨惡化,川普當政後,三番兩次地在各個產業點燃戰火,甚至波及美國長期的盟友,造成多邊國際貿易關係的惡化,但以貿易量與潛在的科技貿易觀之,受影響最深的應屬中國大陸。美中之間進行的貿易減少,連帶造成對中國大陸倚賴甚深的台灣產業,供應鏈可能間接受影響、甚或中斷,雖然政府當局一再淡化影響幅度,但產業備戰的力度卻隨著不斷更新的名單而持續上揚。

 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則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的國家高度重疊,若東南亞、南亞或中亞國家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貿易並提供中國廠商更多的出口機會。如果一帶一路的貿易增加,則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有可能會減少嗎?不盡然!因為東南亞、南亞或中亞市場與美國市場不見得存在替代效果,因此有論者認為開拓一帶一路市場有助於舒緩美中貿易摩擦,應該和台灣發展新南向一樣,錯失直指問題核心的解決能力。一帶一路的倡議主要在去化中國過去多年對基礎建設的過剩產能,在沿路(帶)國家的所得與內需市場有效增長之後,消費才有機會向較高階的產品市場擴散。就廠商國際佈局而言,一帶一路國家能否吸收未能升級轉型的低階產能,亦和台灣錯失淘汰不具競爭力投資的機會,如出一轍。一言概之,保護主義的興盛對以擴充產能降低成本的做法已構成結構性的衝擊,唯一的出路在於創新以追求高附加價值。

 美中貿易摩擦逐漸指向高科技產品與智慧財產權,正是兩強對峙所透露的產業升級轉型之爭,憂心於「中國製造2025」所匯聚的半導體與通訊整合既有產業,進一步與具全球優勢的互聯網產業優勢整合,發展出獨特的中國三合一產業戰略優勢,此刻的中國早已非吳下阿蒙,產業競爭力來自平台的範疇經濟,已非改革開放初期的規模經濟,未來智慧應用的全球霸權爭奪戰將持續增溫。物聯網能否與基礎建設結合,不僅影響一帶一路的應用發展,也深深地影響中國大陸龐大科研投入能否厚植國力、也為投入過當生產規模的中國產業尋找出海口。一旦出口不力,龐大的製造資產可能一夕化身為負債,近一步深化中國大陸一觸即發的債務危機,與中國大陸深度鑲嵌的台灣產業,一方面不能掉以輕心,一方面應該慎思明辨風險與機會,掌握在兩強對峙中的發展契機。

 規模,是台灣業者夢寐以求的競爭條件,過去30年,台灣廠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而騰飛,如何在當前的十字路口抉擇,規模已非過去成本優勢的唯一基礎。規模經濟若為範疇經濟鋪路,在新科技促成的新經濟中,On-Demand大量客製化的想象將逐一落實,造成以科技防禦和資本防禦為主軸的貿易防禦,正在改寫規模的機會與風險。台灣業者該如何重新檢視規模的效用與限制,發展出有利於台灣的貿易框架,在合縱連橫的綿密佈局爭取屬於台灣產業的規模優勢,有待經營者有效掌握變局,同時槓桿規模的成本效益與創新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