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十年前，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為其國內的銀行扛下了巨債，讓這些銀行倖免於大蕭條的嚴重後果。而當這些政府負擔過重時，就將重擔留給中央銀行試圖讓經濟站穩陣腳。

　而央行往往上演其拿手絕活，那就是為金融系統注入資金流，至少能夠防止體系陷入困境、甚至讓經濟自由落體。不過一眾央行官員希望索求更多，當市場上氾濫著新的流動資金，將推高金融資產價格，由政府債券到股票、由公司債券到房地產，統統水漲船高，從而產生「財富效應」。這對不少經濟學家而言熟識不過，財富效應可令個人資產升值，推動消費者信心及消費意欲，從而激發整個經濟體的需求。

　然而，過去數年財富效應在各地的成效卻是各有參差。在歐洲國家，由於就業不足普遍、投資股票的比率不高，財富效應幾乎看不見。而在美國，國民在金融資產上投放得更多，股價上漲明顯地促進了消費復甦。

　不過這情況下，持有金融資產的幸運兒，與沒有投資、老實靠工資糊口的上班族之間，將因為財富效應形成了分歧，並將擴展為鴻溝。而後者由於經濟成長乏力，以及強硬的財政政策，他們的收入一直停滯不前。

　這種際遇與命運的差異，觸發了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並向作為對應大蕭條的貨幣政策發出強烈控訴。同時，他們對自己的政府失去信心，認為政府由於施政處處受掣肘，無法為眼前問題提供財政解決方案。

　十年過去後的今天，因這種社會不和諧所致的政治後果顯而易見。在主要的西方民主國家中，另類的激進民粹主義的政治綱領抬頭，當低收入階層人士的經濟狀況愈不濟，這些團體所得的票數便越多。雖然這樣的形勢可以歸咎於某種社會因素或狹隘的政治因素，不過川普上台、英國脫歐公投、極右派的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擔任義大利副總理兼內政部長等事件，難免讓人聯想到，這很大程度是金融資產價格通膨和財政緊縮相結合的副作用。值得一提是，當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法國當選時，也曾承諾延續「往常經濟政策」，不過他骨子裡卻是改革思想。

　2018年即將終結，投資者有充裕理由為前景感到焦慮，因為以往讓他們受惠的貨幣政策將撥回正軌。更嚴重的是，經濟成長仍然不穩，經濟政策的議程仍未清晰。縱觀全局，我們正身處貨幣、總體經濟、政治這三項周期的碰撞之中。川普的奢侈消費計畫可能讓人衍生錯覺，以為財政政策可以解決問題。

　此外，即使進行了債務融資（聯準會的赤字有機會在今年達到GDP的6％），但其財政政策僅能祭出更高的利率作為應對方案。即使美國在金融市場享有獨特的特權地位，不過迎接同樣的副作用只是時間問題。全球的債務負擔一直鞭策著我們去維持無止境的成長，因為負債將加劇經濟放緩，並有可能將經濟衰退推向毀滅性失陷，然而永續成長明明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事實上，美國經濟成長已開始放緩，義大利和法國能如何擺脫纏身的債務，也是讓人難以想像。

　因此，投資者在2019年所面臨的第一個風險，會是金融資產價格可能繼續下跌。但由於財富效應逆轉，這種下跌也會為實體經濟產生令人不安的餘波，當政策制定者無法實施適當的刺激經濟計畫時，資產價格下跌將進一步削弱消費者的信心。 此情況下，中央銀行會否再次被召喚救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