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九把刀執導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男主角柯景騰與女主角沈佳宜各執天燈兩角，柯景騰鼓起勇氣告白，一句「請讓我繼續喜歡你！」搭配天燈緩緩飛上天的場景，成為電影的經典一幕。

隨著電影在海內外華人圈掀起熱潮，不少兩岸三地的年輕人到平溪朝聖，重現男女主角在鐵道上放天燈的浪漫景象。然而，近年來這項民俗活動也引起了國內外環保人士關注，他們強調，民眾在享受天燈美好意象之餘，也應該注意到燈火熄滅後，掉落山林的大量天燈殘骸對環境所造成的危害。就如同寺廟燒香製造空氣汙染的討論，傳統民俗在社會變遷中需要新的鑲嵌入社會的方式。

誰的天燈

「平溪天燈節」揚名海內外，半島電視台、英國廣播公司和《孤獨星球》等大型媒體都曾撰文報導。但關於天燈作為一種民俗活動，究其來源，卻有著與今日截然不同的性質。歷史學者傅振倫在其著作《七十年所見所聞》的第八卷中談到：「孔明燈又稱揚燈，創自四川。」指出施放孔明燈是四川舊俗，為喪家在亡者百日或週年時，於道場為之祈福的儀式活動。由此可知，如今台灣的放天燈活動雖在形態上與孔明燈相似，其內涵卻發生本質上的變化。

無論如何，天燈能「成功轉型」並如此廣受青睞，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廣，也在於其視覺效果與祈願意象的謀合。以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知名的台灣導演齊柏林就曾表示：「（天燈）是鼓舞人心的，看了祈福燈，會對人心寄予希望，對人心的撫慰強而有力。」進而肯定了天燈的文化價值。但是這股心願之龐大，在支撐了每年三四十萬盞天燈冉冉上升的同時，也在平溪山區留下了等量的殘骸。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今年元宵節過後，旅居台灣的美國人關德賢（Dustin Craft）和海文（Ryan Hevern）召集了約30名志工，到平溪撿拾天燈殘骸及垃圾，在兩小時內拾獲超過320公斤廢棄汙染物，其中九成是天燈支架。關德賢在訪談中感嘆：「看到美麗的天燈從空中緩緩落下，變成垃圾，實在令人震驚。」這是他第四年發起這項活動。他同意，平溪天燈節的確非常漂亮，但放天燈仍然是「目光短淺」的行為，他指出，人們將寫了願望及夢想的燈籠向天空施放，看似有意義，卻無疑是一場環境災難。

對台灣人自己來說，天燈汙染早已不是新聞。2018年2月，民間組織「文化銀行」就曾以「天燈進化論」為標題，以可完全燃燒的材料進行重新設計，希望在文化與環境間找到屬於當代的平衡點。歷經兩個半月，該提案在集資平台上達標募得新台幣166萬元，並於今年2月小量生產。此外，有一群以「地方創生的人們」為名的民眾，今年也在社群平台發起「去平溪，不放天燈」活動，要求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將施放天燈節目從5月賞螢活動中移除。最終，該項倡議在網上獲得逾萬人響應，也如願促使煤礦博物園區修改活動內容。

以上種種事件都體現了當代觀念與傳統習俗的碰撞，並證明了在你來我往之間，也會見到折衷、兩全的方案。然而，就如同天燈討論中總是會出現的「基進派」，認為「何時能有『瘋媽祖，不放鞭炮』」，或者「天燈很必要嗎？不要放才是真環保」等多方或根本否定某種民俗文化的聲音。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讓民俗走進當代社會時，更根本的問題，或許是該如何重新建立起民眾與民俗之間的關係。

被發明的傳統

事實上，平溪天燈究竟是一種有機的「民俗」或是人工的「節慶」，學者始終抱持疑慮，這也某種程度地解釋了部分民眾會對天燈「無感」的原因。據台灣民俗學家溫宗翰表示，平溪天燈起源自十分寮的習俗，屬於小範圍的在地元宵節民俗。經媒體報導後，平溪鄉公所於1989年開始將「來平溪、放天燈」推廣為當地觀光活動，不久後更引起上級機關注意。於是，當時的台北縣政府開始結合大眾交通運輸，自1999年起擴大舉辦，名稱也從2000年的「台北縣平溪天燈節」發展成2001年的「平溪國際天燈節」。此後平溪天燈節便穩定發展，成為新北市平溪區最知名的「國際文化」節慶。

狹義而言，所謂「民俗」必須是根基於民眾自發性傳承的生活文化。以聯合國定義來說，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具有世代傳承、反映族群與環境、自然及自身歷史的功能，同時提供族人認同感與延續性。

因此，雖然平溪天燈節是源於當地元宵節習俗，具有一定的民俗元素，但在官方加持下，施放天燈的儀式已從反映在地的文化，異化成維繫當地的產業，成為徒具形式的觀光項目。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在《被發明的傳統》中就指出，許多我們以為有古老淵源的傳統，其實是相當晚近的創造，甚至是不合於過去幾世紀的長久習慣，這是「創制傳統」。這類被創造出來的「傳統」往往具有特定目的，「它透過不斷地重複，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以便自然而然地暗示：這項傳統與過去的事務有關。只要有可能，這些規矩和儀式都會和歷史過往扯上關係。」換言之，創制傳統與草根性的地方傳統不同，具有為特定階級服務的目的性，與地方族群固有的情感連結相較淺薄。

事實上，當代社會將文化再製，無論是包裝成觀光行程，或者試圖將其植入社群，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只是缺乏自主性的傳統，終究難以走入人心，尤其是在與現代價值觀產生衝突時，也必然會遭受格外苛刻的檢視。

此外，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當一項民俗搖身變為嘉年華形式呈現時，儘管在形態上吸引了大量外來者的關注，卻也可能意味著原生族群的消散，甚至該項民俗的「死亡」。近年來全球在地化與民族主義盛行，關注文化資產變成了一項政治正確的舉措。然而，在傳統文化的場域裏，「季」與「祭」時常只有一線之隔，面對式微的民俗，需要的恐怕不是觀光客與博物館，而是原生力的復振。

我屏東我驕傲

相較於台灣東北角的冷飯熱炒與紛擾，長期不受關注的屏東縣今年異軍突起，以「2019年台灣燈會」吸引了全台目光，並大獲好評。據中華電信統計，為期13天的「台灣燈會在屏東」參觀人數，超過1,300萬人次，為台灣元宵節歷年燈會之最。

在呈現內容上，屏東燈會多有創舉。該活動主燈一改過往生肖造型，選擇以屏東黑鮪魚為主題，其餘副燈等裝置也大量採用在地材料與符號，讓參觀者強烈感受到活動與主辦地點的不可分割性。其中，由新住民發展基金挹注的《你容我融》，便是一尊以牡蠣殼塑造成的女神，既鮮活反映南台灣的牡蠣養殖業，也翔實刻畫出屏東縣近兩萬名以女性為主的新住民族群。此外，在這場傳統節慶中，不乏新科技的應用，屏東縣政府與英特爾合作，以300架無人機於夜空中排列出黑鮪魚、風帆、鵝鑾鼻燈塔及土地公等屏東符號，亦成為民眾津津樂道、爭相目睹的環節。

負責屏東燈會資源整合的設計師張漢寧表示，能有如此突破性的策劃，當然是考慮到周而復始的生肖花燈不僅令民眾生厭，政府各部會亦然，這就使得無論活動期間的大眾參與，或活動結束後的採購典藏都成為問題。在接受自媒體《設計發浪》採訪時，張漢寧表示：「既然如此，不如就選擇當地城市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為主燈，只要設計得好，該縣市也會願意就地典藏，省去主燈在燈會辦完後不知如何處置的麻煩；為當地城市設計，很有意義，能被妥善保存，也很環保。」

屏東作為電影《海角七號》中的「國境之南」，長期面臨人口外移、發展停滯等邊緣化問題，即便偶爾能登上媒體版面，近年的主題也是以墾丁大街的凋零與荒唐居多。如今，屏東燈會的成功對外地人來說，或有曇花一現之感。而屏東縣政府從確認承辦到活動舉行，歷經了一年半的準備時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王南琦表示，該活動最令她感動的，不在於現場的乾淨和秩序，而是「超優質燈會激發屏東人各種自動自發的善行」。數以千計的好客熱情司機、公務員、潛水員和志工等在地民眾的參與，的確是讓活動順利流暢的關鍵。

自此，「我屏東我驕傲」成為這場民俗盛會的註解，體現了無論是新族群、新科技的加入，都可以是傳統文化的助力，達到凝聚族群認同之效。事實上，民俗作為一種庶民生活文化，是由社群網絡和文化價值觀交織而成的；它既是文化遺緒的結果，也是生產的過程，會隨著時代更迭，產生屬於該時空的風貌。只是，民俗文化的變革自有其脈絡，且往往有賴於時間的積累。

面對在全球化下逐漸收斂的文化，如何看待弱勢文化變成了愈發迫切的問題。儘管無法提供一體適用的解答，能確定的是，民俗是鑲嵌在特定環境中的有機物，若強用威權的「追求文化進步」，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超然視角批判民俗，往往只會拼裝出令人卻步的科學怪人。

在台灣，無論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或社會教育，都絕少探討庶民文化；或許，唯有民俗教育能深入理解民俗，並提供思辨場域，讓生於民間的文化，由生於土地之人，決定民俗的今生與來世。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1期